西门豹治水时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民间虽然对于西门豹的驱使不满，但还是在规则的强制要求下完成了水利施工。最后发现确实有益，就没人再指责他，也不认为他的话是蔑视自己。长期以来，整个制度就是如此运行，人们也被教育要服从规则，为了集体利益做出贡献。
但另一方面，在面对战争和水患的时候，任何决策错误都是致命的。而且，往往也没时间去讨论和更改。同时，因为决策者权力高度集中，所有的误判都会被放大，招致严重的后果。因此，一旦决策者出现严重问题，就需要用尽快的方式把他排除出去，而这种最高效的方式，往往就是通过肉体消灭实现的。
无论是信陵君救赵，还是项羽破釜沉舟，为了夺取兵权，都采用了直接击杀原本将领的手段。但之后，这些故事却被传为美谈。其中的逻辑，自然也是不难分析的。
因此，在外人看来，中原政权的运转过程，可能显得十分酷烈。平时的管制十分严格，而一旦出事，立刻刀光剑影。
这种特点，也没法拿单纯的“好”、“坏”来判断。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很多时候没法定义“先进”“落后”，只能用“适应”来衡量。既然其他方式适应不了黄河，那就只能这样了……
而中原的政治哲学，也都在体现着这两个方面。
比如最典型的儒学，其实有两部分。就像孔子强调社会关系时，总是成对说一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也是共同存在的。
一方面，理论中主张，所有人平时都要遵守规则，在礼制的约束下活动；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强调，能力不合乎要求的人要赶紧离开掌权的位子。
在孔子的时代，这种表达还比较温和，只限于对大小贵族的要求，对于社会顶层和底层没有涉及。
到孟子的时候，随着“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普通人也有了要求；而对应地，能力考核的范围也扩大到了君主，产生了“诛一夫”的理论，要求用暴烈的方式淘汰不合格的统治者。
后世统治者当然只想要其中一方面。这一点从传世典籍的流变里，能够直接看出来。
后世人曾经发掘出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儒家简牍，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的相同段落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简牍里说的是“君子之立孝，爱是用”，而传世文献里则成了“忠之用”。孝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之一，也是若干礼制的基础，结果把基本定义都给改了。
后面的文字里，简牍中列举了对于君、臣、父、子、兄、弟六个方面的要求，但传世文献里，对于君、父、兄的义务都被删掉，只剩下三个了。类似地，简牍里“孝而不谏，不成孝”这样的，整句都不见了。
但问题是，中原的哲学非常注重实用，并不是凭空架构的神学体系。这些理论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描述，把它们删了，也不代表需求会跟着消失。古人嘲讽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种行为，最后也没能让任何一个王朝哪怕晚灭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