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圣旨，准牒敕：今年科举第一场，乃试之以本经！”
“本经者，《易》、《书》、《诗》、《春秋》、《礼记》也！”
“礼部用元祐三年二月乙酉诏：祖宗之制，详略皆得，先帝之法，善之又善，朕当从之！”
“乃依熙宁二年诏书，制五经题各二！”
“诸生可自选所治本经，答其出题！”
“所答题目，可参用《字说》、《三经新义》、古今典故、注疏或己之所见、所闻、所感，文字当以馆阁楷书！”
这是都堂宰执们，最后互相妥协出来的方案。
新党继续保留了《字说》、《三经新义》的官方指定科举参考书目的地位。
而旧党则将自家的学派思想经典，也塞了进去。
在这个过程中，代表赵煦发声的苏颂，忽然横插一脚，举了嘉佑二年科举，苏轼以《论刑赏之忠厚》为答，欧阳文忠公以为善，仁庙不以为意，反推为佳话的故事。
加入了本年科举，允许士人将自己对圣人经义的解读、感悟、感触，来回答问题。
只要其能自圆其说，且不脱圣人仁义之教的樊篱。
为此，苏颂提出了‘六经注我’的最新口号。
并赢得了都堂上下的一致认可——大宋士人，当如是哉！
基本没有人有异议。
因为啊，这大宋的大儒，从宋初三先生开始，一贯如此。
苏颂只是将之系统性的归纳为‘六经注我’。
这很合理，没毛病。
所有人都是这么玩的。
于是，就形成了今年科举的基本框架。
所有人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
赢！
穿着皂衣的礼部吏员，敲着锣鼓，在考场中穿行。
一边走一边拿着一个铜喇叭，反复念着朝廷的公文。
虽然有关今年科举的注意事项和考试顺序、答题要求，都早已在数日前，由都堂张榜公布，并在汴京新报、汴京义报的头版上连续刊载了三日。
但，为了防止考场上的士人，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朝廷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