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了顿王安石一面看书一面问道：“故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主张性善之说，孟子也主张性善，然而荀子却言性恶，而杨子（杨雄）主张人性善恶混，你怎么看？”
中庸主张诚，诚即率性而为，那么人性的根本呢？
于是人性善良之论就来了。
章越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主张的是扬子之说，他认为人性善恶混同，也是说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
王安石可谓讲得很贴切，但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不考虑客观，只讲主观。
章越道：“在下之见与丞相相同，不过又略有不同。人有穷时也有达时，穷时易向恶，达时易向善。江洋大盗也可孝之父母，李世民有违人伦，却也功盖天下。”
章越的话说白了，人的善恶是看条件，也看对象的。
人在资源短缺时便群体陷入内斗，资源富足时就友爱互助。
比如末日文有句经典名言，乱世先杀圣母。
人都快吃不饱肚子，礼义廉耻的标准就很容易放低，人与人之间相互争抢。但是一旦衣食无忧，别说人了，连小猫小狗都照顾得很好。
大部分人的善恶与客观的资源多少密切相关。这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意义。
同时也看对象，无恶不作的坏人对母亲却是极孝，这并不矛盾，对于大多数人他是恶的，对于母亲他却是善的。
同样李世民对兄长和弟弟就是恶的，但他却对天下人却是善的。
所以李世民不是一个好儿子，好弟弟，好哥哥，但却是一个好皇帝，这就是对象不同，善恶也不同。
王安石见章越对他的性善恶混同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也是认同地点点头，他在文中的注疏处，也正好看了这一段话。
王安石道：“穷则益坚，不食嗟来之食，似颜回那样安贫乐道的，怎能言之？而为富不仁的也大有人在。”
“若依你这么说，由诚字而发，蒙昧于性，那么道德二字何在？”
章越道：“这便是知善知恶是良知。世儒所教的善恶道德，不少实逆人情而为之。所倡的其中都藏着一个大患于己，而其所不许的，其实都为违背道德者提供了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