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章越觉得有些错怪宋仁宗了。
庆历新政，其实就是一个不成熟之举。
当时朝廷经过与西夏之战的阵痛，故而仁宗皇帝仓促决心改革。他将范仲淹，富弼召回中央实行新政。宋仁宗本认为他们会立即拿出一个切实可行之政策，但议论了半天，范仲淹最后才上了十条建议，也就是后来的‘范十条’。
范十条条条都是针对宋朝当时最大的问题三冗（冗官，冗兵，冗费）而来。
从范仲淹，富弼进入中枢到最后离开，新政不过一年即失败了。
为何如此？
宋仁宗一开始就没有作好新政的准备。范仲淹变法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变法的时机还不成熟。官员们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
反对的人实在太多，真要推行新政会触动到根本。
为何有三冗？
说白了，还不是当初当朝者自己设计的。三冗设立就是为了解决一系列问题而存在的，现在你要废除三冗，那么反过来说当初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就废除，就动摇根本了。
还有就是准备不充分的问题了，宋仁宗一开始就没想变法，被西夏打痛这才让范仲淹来试一试。新政实行了一段，才发现什么叫‘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一上秤一千斤都打不住’，原来问题这么多。
‘范十条’还称不上大刀阔斧，但暴露的积弊之深令人触目惊心。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范仲淹，富弼一直呼吁扩大相权，来推行变法，彻底压下反对的势力。
但扩大相权，又触动到根本了。
最后变法失败了，宋仁宗还是将富弼，韩琦，欧阳修当年支持新政的人都在朝堂上，而且一直受到重用。
至于变法中州县兴学，兴办太学的政策仍在。对于变法党所在的太学，一直给予政策倾斜支持。
如这一次国子监解试额额从四百五十人增加到六百人，但太学生也才七百多人，就算加上广文馆生也不过一千多人。
几乎达到三人解一人的比例。
再想想福建，浙江解试一百解一人的比例。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王安石变法时都取胡瑗的学生为新党骨干。不过王安石当政后，新的太学生又反对变法，这也是王安石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