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二月这场宋夏交兵。
可用战略，战役，战术三层来递进。
首先是战略层面，王安石向官家献上的‘调一天下，兼制夷狄’八字方针。
自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来，整个国家便围绕着这战略，进行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层面进行整个国家资源的整合和调配。
比如主和（保守）派的失势去职，三司条例司的设置和司农寺进行变法，通过青苗法，免役法等加强国家动员能力，太学改革及‘一道德’来掌控舆论和风俗，禁军裁撤和审官西院设置加强作战能力。
章越在治平二年，让王韶布局古渭寨一步闲棋也可算入。
而在战役层面，便是韩绛从陕西设宣抚司而始，所定的正面攻取横山，侧面出河湟，击党项之后背。
中枢决策有万里之遥，一往一返贻误战机，故而战役层面全权授予韩绛。
韩绛自辟幕府，掌握地方军政大权，他全部资源投入横山，只给予王韶，章越有限度的支持。
再到了战术层面。
就是章越，王韶，种谔这个执行层。战绩瞬息万变，也是来不及请示韩绛，有时必须自己决断。
章越，王韶从出渭源至翻越马衔山，三战三捷，在北渡黄河时发现西夏骑兵出现于对岸。
这个时候战略和战术选择上，出现了冲突。
从战略选择上，章越，王韶应继续北渡黄河，直捣心腹。
战术层面上，王韶认为渡河风险太大，不如改袭天都山。
王安石曾在此事与官家进行讨论，朝廷须先定大计，以次推行，不能继续祖宗的将从中御之法，但若任将帅自便，则朝廷无定计。
朝廷必须把握到战役实施的细节。
具体说来，就是朝廷授予章越，王韶一线将领多少权力，韩绛这样经略之臣又有多少权力。
故而章越，王韶贸然改变北渡黄河的战略，再选择从战术上选择突袭天都山，从战略上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