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风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二十分钟。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深蓝色的领带。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任何波澜，像一个即将走进董事会的CEO，而不是一个即将在媒体面前公开一段近三十年私人关系的男人。
化妆间里，苏西已经在了。化妆师正在给她补妆，她闭着眼睛，听到门响睁开眼，从镜子里看到叶风走进来，没说“你来了”，也没说“你紧张吗”，什么都没说。
化妆师在她脸上扑了最后一点蜜粉，收拾好工具退了出去。
门关上了。化妆间里只剩下两个人，并排坐在镜子前面，镜子里的两个人都不年轻了，头发白了，皱纹深了，但眼睛里的东西没变——
不是那种年轻时烧得人发慌的火，是那种烧了几十年还没灭、只是从明火变成了余烬、从红色变成了橘色的光。
苏西先开口：“叶风，你后悔吗？”
叶风从镜子里看着她，用手指了指自己右鬓角那道疤——
在头发丛中若隐若现，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还记得这道疤怎么来的吗？”
苏西回忆了一下。“哈佛。你骑自行车载我，下坡刹车失灵，你把我推出去，自己连人带车撞了树。”
叶风的嘴角翘了一下。“那次你问我后不后悔载你，我说不后悔。现在也一样。”苏西垂下眼睛，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摩挲了几下。
采访在顶层的一间大会议室里进行。落地窗外是曼哈顿的天际线，午后的阳光从西边斜射进来，在长桌上投下一片金色的光。
记者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金发披肩，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她面前摊着一本笔记本，旁边放着一支录音笔，红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
寒暄过后，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很直接。
“沃顿议员，你昨天在竞选办公室说，叶风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能具体谈谈吗？”
苏西没有犹豫。“我们在哈佛认识，那年我二十出头，在肯尼迪学院读硕士。他在商学院。”
“我们在一门关于新兴市场投资的课上成了搭档，一个学期下来合作了四个案例，每个案例的成绩都是A。”
“从那时起你们就在一起了？”
苏西摇了摇头。“不是在一起的在一起。是站在一起的在一起。他站在中间，左边是米国，右边是华夏。他两边都看得到，两边都回不去。”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个道理——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一边，是你站在哪里做事。做事的人不需要站队，做事的人只需要做事。”
记者转向叶风。“叶先生，沃顿议员竞选总统，你没有捐过一分钱。为什么？”
叶风想了想，回答得出人意料地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