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蒋家像一口被架在烈火上的高压锅，锅盖被蒸汽顶得嗡嗡作响，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事情的起因是戴茵回家翻了保险柜，复兴路老洋楼的房产证果然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浦发银行的抵押合同复印件，厚厚的一沓，装订的整整齐齐，端端正正地放在保险柜最底层的文件袋里，像是有人故意把它放在那里，等着被发现的一天。
戴茵拿着那沓文件一直在抖，不是害怕，是愤怒——那种被最亲近的人欺骗了整整一年半的、冰冷的、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愤怒。
蒋鹏飞是那天晚上九点多到家的，他推开门的时候，客厅里的灯全亮着，戴茵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那沓抵押合同的复印件，蒋南孙站在窗边，背对着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老太太坐在最里间的太师椅上，手里拄着那根用了二十年的黄花梨拐杖，脸上的表情像是被冻住了一样，看不出喜怒。
蒋鹏飞站在玄关，鞋都没换，就知道事情败露了。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来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但所有的话到了嘴边都变成了一个字：
“妈……”
老太太没有应声，她只是抬起眼皮看了儿子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愤怒，没有失望，甚至没有情绪，就只是看着，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一个他从未了解过的陌生人。
戴茵先开了口，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压抑到极点的克制：
“蒋鹏飞，我问你，你从银行拿出来的那八千万，去了哪里？”
蒋鹏飞站在那里，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像一只被踩住了尾巴的老鼠，发出了一声含混的、几乎听不清的回答：
“投……投进股市了。”
客厅里的空气凝固了一瞬，戴茵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努力压制着什么即将决堤的东西。
她睁开眼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但是眼泪没有掉下来。她这辈子都不允许自己在丈夫面前掉眼泪，以前不会，现在更不会。
她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语气平静得可怕：
“投进股市了？那现在呢？还剩多少？”
蒋鹏飞没有说话，他低着头，目光落在地板上。如果只是妻子的质问，他还可以满不在乎，可是在自己老娘面前，在女儿面前，面对着这三堂会审，此时他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被老师罚站的学生。
“我问你话呢！”戴茵的声音拔高了一个度，“还剩多少？”
“……没多少了”
“没多少是多少？”
蒋鹏飞不说话了，他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残忍。因为它意味着蒋家三代人积累的全部家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被他像扔废纸一样，一张一张地扔进了股市的无底洞。
戴茵终于还是没有忍住那滴眼泪，她偏过头，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拿着那沓抵押合同，走进了卧室。
关门的声音不大，但那声“咔嗒”落锁的声响，像一记耳光，清脆地扇在了蒋鹏飞的脸上。
老太太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她只是坐在太师椅上，拄着那根黄花梨拐杖，看着儿子站在玄关处，手足无措的模样，看着儿媳妇走进卧室，把门锁上，看着孙女站在窗边，一动不动，连肩膀都没有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