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他把帽子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把脸，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珠，在昏暗的灯光下亮晶晶的。
他瞪着那个沉默的录音机，满脑子只剩下一个荒谬的念头——
这仗，怎么打成这样？
沙盘上那些小旗子还在倒，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下接一下，没有声响。
赵烈把所有能联系上的兵力拢到一起，数了数，一个警卫排，满打满算三十七个人。
他把这三十七个人撒在指挥部所在的山丘上，布置了三道防线。
明哨、暗哨、游动哨，机枪阵地，迫击炮阵地，轻重火力梯次配置，交叉射界全部标定。
每一条上山的路，每一个能藏人的角落，都用红笔在地图上圈了出来。
“我不管他是什么妖怪，”赵烈红着眼，站在指挥部帐篷门口，对着警卫排长说，“他要想端掉我，就得拿人命来填。”
警卫排长姓孙，跟着赵烈打了五年仗，从太阳岛战场活着回来的老兵。
他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去检查哨位了。
赵烈回到帐篷里，地图摊在弹药箱上，铅笔还插在蓝军最后的集结符号上。
他盯着那个符号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点荒谬。
一个团，一千七百多号人，被一个连打成这样。
他的团被打散了，打残了，打得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了一仗。
他这辈子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外面传来拉枪栓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赵烈知道，他手下的兵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换成以前，他不会在意——打仗嘛，谁不紧张？但现在他知道了，紧张是因为看不见。
红军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红军。
这种恐惧，比子弹还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