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气得眼圈发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声音带着哭腔：“我怎么就眼里只有钱了？我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是为了谁？啊？我嫁给你这么多年，过过一天松快日子吗？
天天算计着米缸下顿还能不能接上，盐罐里的盐还能吃几天！你当我不想大方？不想体面？可体面能当饭吃吗？你们男人就知道讲面子、讲义气，我们女人呢？我们得守着这个灶台，不能让一家老小饿肚子！不斤斤计较，这家早就散架了！”
越说越委屈，捂着脸低声啜泣起来：“你就知道想着你侄儿，想着你的面子，你怎么不想想咱自己的禾旺、菱姑？他们就不是你的种？
他们就不要将来？浩然是可怜，咱养着他，供他吃穿，没人说个不字！我给他卖一半粮食，换成钱给他存起来，一半作口粮，也是吃进浩然的肚子里怎么就不行了？怎么就是恶人了？非要咱们自家的粮食吗？我也有儿女，他们也要长大！也要用钱...”
蹲在里屋门帘后的阴影里，秦浩然把大伯和大伯母的每一句争吵都听得清清楚楚。
秦浩然理解大伯的坚持，那是庄稼人最朴素的信义，是对亡弟和族规的承诺。
但更理解大伯母，生活的重担压在她身上，她像一个精打细算的账房先生，艰难地维持着这个家的收支平衡，她想着自己的儿女，天经地义。
秦浩然没有立刻走去劝架，此刻出去无疑是火上浇油。默默地退回炕沿边，捡起一根烧剩下的柴火棍，在冰冷的地面上，无声地划拉起来。
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族叔公说过，这上好水田，一亩早稻能收一石二斗左右（约144斤）。夏税，按“一条鞭法”，每亩交银二分五厘到三分（0.2-0.25两），折算成粮食，因胥吏盘剥，实际交的远不止此数。
就算按最低标准，踢斛淋尖等“潜规则”损耗加上去，一亩田交完税，能剩下八九斗粮就算不错了。
十亩水田，总收成十二石。交税和各种损耗，就算去掉四石吧（这已是乐观估计），最终能剩下的，大概只有八石稻谷。
这八石稻谷（约960斤），还不是能直接下锅的米。这年头碾米技术落后，出米率大概只有五到六成。就算按六成算，这八石稻谷，最后能得到的糙米，也就不到五百斤。
寄居在大伯家，消耗的是大伯家整体的粮食。大伯母说得对，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消耗，而且是不小的消耗。
这五百斤米，或许刚好能填补他带来的粮食缺口，甚至可能还有一点盈余？但如果全卖了，换成钱，确实能锁起来，但大伯家就会增加许多开支。
柴火棍在地面上留下歪歪扭扭的数字和痕迹。秦浩然看着自己推算出来的结果。无论怎么算，这个家都太穷了，每一粒粮食，每一文钱，都须要发挥最大的效用。
屋外的争吵声渐渐低了，变成了陈氏压抑的啜泣和秦远山的叹息。似乎是秦远山甩手出了门，蹲到院子里生闷气，陈氏则在厨房里，把碗筷弄得叮当响，发泄着心中的委屈。
秦浩然默默擦掉了地上的算式。掀开门帘，走到厨房门口。昏暗的油灯下，大伯母的背影显得格外单薄，肩膀还在微微抽动。
秦浩然轻声开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大伯，大伯母，你们别吵了。”
陈氏回头，脸上泪痕未干，惊讶地看着秦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