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看到了秦骁宇。
他不是在几千公里外的京市出差吗？
我应该是太无助了以至于出现了幻觉。
我把头扭回去，继续盯着重症监护室的门。
那人却朝江翊大步走去：“安安现在怎么样了？”
“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早上五点多上人工肾了……”
“怎么会这样？”他大吼，“你们是怎么看孩子的？我才走了一天就这样！……”
江翊低声解释：“医生推测可能是在幼儿园感染了病毒……我联系过幼儿园的老师，最近确实有孩子感染了诺如病毒……”
我抬起头，看向他们。
看到秦骁宇烦躁地走来走去，我才确定他是乘早班机赶回来的。
“盛惟安家属！”医生站在门口喊道。
我回过神，起身打算走过去，却因为突然眩晕而重新跌坐回去。
江翊把我扶起来。
我看到秦骁宇已经快步走到医生面前：“我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
医生和他说什么，我听不真切，只能看见医生一脸凝重，而他则一脸心痛和后悔，很快走到一旁去打电话。
他挂上电话，回到医生面前：“我们要求给孩子转到华新医院，床位和接诊主任我已经协调好了，华新医院的车一小时后到，麻烦你们尽快给孩子做转院准备。”
医生点了点头，立即又转身进监护室。
秦骁宇又去一旁打电话。
他这回电话说了许久，挂上电话后，才走到我面前，将我瘫软的身体从椅子上扶起，让我靠在椅背上。
他什么都没对我说，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我听到他不断打电话沟通，有时说中文，有时说英文。
他似乎在调动一些我也没听说过的设备和进口抗生素。
听他的意思，已联系了美国的儿科中心，待孩子生命体征稳定、感染控制后，就安排后续赴美进行手术。
他似乎比医生还有办法。
我看着他线条利落的侧脸在医院走廊灯光下显得更冷硬，看着他镇定地调度着远超我想象的资源……这是盛岳去世后，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不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
转院过程快得超乎想象。
安安被稳妥地转移，各种管线和仪器在移动中依旧维持着运作。
我和秦骁宇一起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在午后空旷的道路上飞驰。
秦骁宇全程接打电话。
联系PICU主任，敲定会诊时间；
联系某个实验室，要求加急处理一份即将送检的样本；
联系航空服务，确认某种需要从海外紧急调运的特殊抗生素的报关和运输流程。
我怔怔地坐在他身边，耳边是他冷静到近乎无情的声音，眼前是安安苍白的小脸和插满了管子的身体。
巨大的恐惧依旧充斥我的心脏，但似乎不再那么彷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