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太郎是昭和十三年秋天到的中国。来之前他在陆军省军务局当了个中佐，官不大，位置却不差，经手的军需单子每个月少说几十万日元。按说这种位置上的人不至于缺钱，但他缺，而且缺得厉害。
他妻子查出了心脏病。日本的医生看了片子，话说得很委婉，意思就一个：手术能做，但最好去美国。美国有设备，有医生，有七八成的把握。去美国要美元，硬通货，不是日元。小林把费用估算单翻过来扣在桌上，坐了好一会儿。薪水养家没问题，供一个去美国开刀的开销是另一个数量级。申请补助，杯水车薪。找同僚借，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借这么大一笔给他一个中佐。他把烟点上，盯着墙上那幅世界地图，视线从东京往东移，越过太平洋，落在美国西海岸。那条线他在心里画过很多次。
然后他把视线收回来，落在南京。
他知道南京城里有一个代号叫“青松”的情报员。这个信息是他偶然得来的。去年秋天，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一个同乡喝多了，拉着他吹牛，说情报课在中国最高层里有一张王牌，代号只有一个字，级别高到能直接接触战略决策。同乡没说出名字，但说了几个细节：不是潜伏的，是自己投过来的，只跟东京单向联络。小林当时没在意，后来留了心，利用军务局调阅档案的权限断断续续查了几个月，拼出了这个人的身份——真实姓名、职务、甚至分机号码。他不认识这个人，没见过，但他知道这个人是能坐在会议室里听最高层军事汇报的人。
这是他手里最值钱的东西。值钱到什么程度，他心里有数，所以一直没动。
妻子的病拖不了。他不能留在东京等着钱从天上掉下来，唯一的办法是去中国，到了中国才能把这东西变现。他打了申请，理由写的是加强前线物资调配。批了。
临行前他在东京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夜。天亮时妻子醒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护身符塞给他。护身符她求了三个庙才求来的。他攥着上了船，到上海码头才塞进胸口的口袋。
到中国后他被派到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当参谋，活儿不累，整天跟文件打交道，把下面报上来的情报编成简报往上送。他刻意把自己藏起来，不多说话，不交朋友，存在感低到课长有时候叫他都想不起名字。他在观察，在等。等一个他觉得可以出手的时机，也在等自己下最后的决心。
弟弟的信比预想的快。信上说医生催了，年内必须去美国，费用十万美元。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站在窗前，南京城墙上的青砖在下午的太阳光里泛着灰蒙蒙的颜色。他算了一笔账：按现在的军饷和补助，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出十万美元。十年，妻子等不了十年。
他犹豫了好几天。几天没睡好，胡子没刮，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茬。脑子里两个声音在打架——帝国的军人，妻子的丈夫。打到最后，那个女人的脸把帝国盖过去了。他把情报写在一张纸条上，只写了六个字：青松真实身份。下面标了价钱，十万美元。下班后混在人群里出了大门，纸条贴肉揣着。这件事被发现了，不用等中国人抓，宪兵队就能毙了他。
他不知道怎么找情报贩子。他没干过这行，没有中间人，不懂规矩。想了很久，他去了中央银行。直觉告诉他，这种国营银行能通到高层。他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把纸条装在一个信封里递给一个职员，说了一句话：这封信请转交给能跟你们上级直接说话的人，我等回音。
消息从中央银行传到军统局，经过了几道手。最后落到南京站站长吴国清手里时，已经是当天深夜。吴国清是军统驻南京的头，管着鼓楼以南的整片情报网。他从译电员手里接过电文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往后靠在椅背上，把天花板看了一会儿。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兴奋，是账算不过来。十万美元，不是法币，不是大洋，是美元。军统全年的活动经费折成美元才多少，这一口下去能咬掉他半个身子。
可情报是真的。他把军统之前关于泄密案的所有卷宗重新翻出来比对，越比越凉。军政部这些年往外漏的东西，级别高得不像话，一直查不到源头。如果青松真被揪出来，那是能把日本人在中国最高层情报网连根拔的事。十万美元换青松，这个买卖不亏。
然后他想了一件事。
为什么一定要给钱。
吴国清这个人，搞情报之前在上海滩混过，青帮的茶喝过，洋人的酒也喝过。黑吃黑这种事他不是没干过，是干得多了。他的逻辑很简单：你一个日本人，跑到中国的地盘上卖情报，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按规矩付钱。你不敢报案，不敢声张，不敢让宪兵队知道，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来过。你是个没有任何底牌的卖家。
吴国清把铅笔拿起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把外勤组长叫进来。第一句话是：情报要，钱不给。第二句话是：交易的时候把人一起带回来。第三句话是：活的。
安排完毕之后，他把电文锁进抽屉，站起来走到窗前。南京的夜色厚得跟棉絮一样，远处夫子庙方向有几盏灯，晕黄的光在江风里闪。他点了一根烟，自言自语了一句话：十万美元，太贵了。
一休悦读（原：阅读宝）偷接口死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