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要沉溺于伤春悲秋之中。”管一的语气陡然严肃了些，带上了几分师长的教诲意味，“学儒者，最忌陷于自怨自艾的情绪。当超然观之，明其理，承其重，而非困于己过。若因这点无心之失便长久失落，反倒落了下乘，非真儒者气象。”
见张良神色微动，似在咀嚼这番话，管一话锋一转，语气重新变得平和，甚至带上了一丝调侃：“若按你这般标准，公子韩沥此刻不在总部，未亲自主持这五千人的‘阵前’之托，岂不是要算作‘非明君’了？”
这话像一记轻巧的挑拨，让张良从自我责难中稍稍抽离。
他猛地想起一事，抬头问道：“对了，公子韩沥此刻何在？夜幕的墨鸦传讯，说他去阻拦天泽，救那百越难民……此事，当真凶险至此？”
“确实如此。”管一点头，神色凝重了些，“韩王收拢难民，姿态难免有‘收人为奴仆’之嫌。天泽身为前越太子，视此为奇耻大辱，定要清理门户。而公子……他看不惯天泽滥杀，亦要阻止。说到底，不过是各人心中准则不同，做出的选择便截然相反罢了。”
“准则不同，选择也不同……”张良喃喃重复，尚不知新郑南郊那场对峙的惊心动魄，只能就事论事地咀嚼这话。
忽然，他抬眼看向管一，眼神变得清明而锐利：“管一统领此言，是在提点我吗？”
管一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只是伸手指了指张良：“别告诉我，你只听出了这些。我方才所言，真正的关键，你难道毫无想法？”
张良沉默了片刻，方才那场关于“失礼”的情绪波澜渐渐平息，属于谋士的理智重新占据上风。
他缓缓开口，声音恢复了平素的清朗与冷静：“管一统领所指，是‘著史刻碑’之事吧？此等惊世骇俗、却又……直指人心之举，恐怕也只有公子韩沥敢想，敢为。”
“然也。”管一长长吐出一口气，脸上露出复杂的苦笑，那笑容里有执行者的疲惫，有儒门子弟的惶惑，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震动，“即便当时未曾反对，如今每思及此，仍觉……如履薄冰。”
已经从自责情绪中彻底脱离的张良，此刻眼神反而变得豁达而坚定：“既是公子韩沥之思，其中深意、初衷究竟为何，良以为，还是直接询问公子本人最为妥当。就不劳烦管一统领在此为难了。”
他话虽如此，心中却已掀起巨浪。
“为庶民著史刻碑”——这七个字，像一道强光，照进了他自幼熟悉的儒家经典未曾照亮过的幽暗角落。
儒家追求“教化”，使“民有所教”，但何曾想过，竟能以这种方式，用最原始的“留名”渴望，来实现对匹夫匹妇最深刻的激励与安抚？
这法子，太直接，太粗暴，却也……太有效了——但也绝对非任何儒家门徒所愿。
反倒是这法子的僭越性是可以商讨的——因此张良还真不在乎这手段施展后，违反了什么。
因为这属于“野史”，是韩沥在其“私产”幻梦内部所为，只要不触及王权，韩王恐怕也懒得理会。
但其敏感之处不是对王侯将相，而是对于儒家门徒而言的。
因为此计策真正的冲击在于，韩沥此举，为后世开了一个先例。
往后任何人，只要有一定势力，皆可效仿。
届时，儒家经典中关于“名器”、“礼制”的整套论述，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来自现实层面的挑战。
此事，必须想清楚。
而要想清楚，就必须直面那个制定规则的人。
心意已决，张良整了整衣冠，站起身，对着管一郑重地躬身一礼：“管一统领，良有一不情之请。”
管一抬眼看他，不动声色：“张良公子请讲。”
“请允许良暂且留下，加入为诸位壮士录写‘阵前遗书’之列。”张良的声音清晰而坚定，目光坦然，“一来，良愿尽绵力，稍补方才唐突闯入之过；二来，良亦想亲历此事，稍窥其中真义。再者，良亦可在此，静候公子韩沥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