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政治上，伊迪斯有想到几种人群可能施以援手：
第一类是女权改革派议员。
第二类是世俗自由派贵族——在上议院拥有席位但跟国教会保持距离的老派辉格党家族传人。
他们不一定真心关心女性教育，但他们长期反对教会在公共事务中的特权，对任何能削弱教会影响力的提案都有天然的兴趣。
相当一段时间里，辉格党是苏格兰对反叛者的贬义词，由此便可知道这个党派的性质。
第三类是非国教教士。他们长期被国教会排斥在牛津和剑桥之外，伦敦大学本身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教育阵地。
过去几十年里，非国教徒大多支持由辉格党转变而来的自由党，在推动议会改革、选举权扩大等进步议题很乐意发出自己的声音。
伊迪斯在心里把每一类人的动机和利益点拆开整理了一遍。
她越想越觉得自己还是想单纯了。
这不是一场慈善募捐，这是一场政治游说。
不过由于她是未成年，捐款可以，但是更多的东西就有限制了。
也许她需要邀请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来家里进行一场详细的谈话。
......
伊迪斯在圣詹姆斯广场的新客厅里接待了两位老师。
班纳特太太带着她的其他女儿们找简和伊丽莎白去了，正好为她们腾出来空间。
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是一起来的——霍顿女士走在前面，布朗女士跟在后面，她们手里各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袋。
客厅的茶几上已经摆好了茶和点心。
伊迪斯没有绕弯子，等两位老师坐定，就把自己对伦敦大学进行捐资的初步意向详细地讲了一遍。
两位女士听得很认真。
她们愿意放下手头的事情过来拜访一趟就是因为这件事——平时她们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忙，更乐意给伊迪斯写信。
霍顿女士听完后从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面磨得发亮，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地址和简短的备注。
她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几个名字说：“西蒙兹议员是下议院里推动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的选区在伯明翰，选民里非国教徒比例很高。他需要支持女性学位提案来巩固选民基础。这个人我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之前有过好几次合作。”
她又翻了一页：“威克子爵的女儿在伦敦大学学院（UCL）旁听过课程，因为拿不到学位证书只能结业。子爵本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不是女权主义者，但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不甘心自己女儿被规则卡在门外的父亲。布朗小姐去年跟他女儿通过信，也许他会提供一些帮助。”
布朗女士在旁边连连点头，从文件袋里抽出几封信札，快速翻找了一下，抽出一封装在淡蓝色信封里的信：“这是威克小姐上个月的来信，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她父亲在上议院帮忙的。她最近身体好些了，愿意出来见人。”
“还有查尔顿·西斯，”霍顿女士翻到第三页，“伦敦非国教教徒的领袖之一。他在报刊中公开批评过牛津和剑桥的宗教壁垒。如果能让他从教会的角度为女性学位发声，保守派的舆论压力至少会被抵消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