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多么喜欢那一万英镑，伊迪斯还是觉得自己最好在公众面前保留神秘感比较好。
所以她始终没有接下巡回朗读。
连载结束后的第四周，也就是圣诞节过后，伦敦一家报纸的文学副刊用整版篇幅评论了《不该回来的人》，标题是“科学还是巫术？年度最令人不安的悬疑小说”。
评论文章里花了大量笔墨分析小说的叙事结构，特别提到了“时间倒流”的设定——“作者‘两个世纪以后’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精确，构建了一个因果颠倒的世界，读者在每一期连载中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全部判断。不过‘两个世纪以后’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引人遐想——它带着一种预言般的笃定感。”
伊迪斯放下报纸，心想：我上辈子追悬疑小说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被作者耍得团团转的感觉。
现在轮到她耍别人了。
《不该回来的人》的核心设定是她精心设计过的。
女主角在故事开头以女性身份登场，却以男性身份生活，声称要查明一桩旧案。
这在女性具有种种枷锁的维多利亚时代算是令人惊骇了。
随着情节推进，读者会逐渐发现她身上有几个层次的身份叠加：她是从未来穿越回过去的人；她在穿越前产生了人格分裂。
一层一层剥开，每剥一层都让之前的情节产生全新的解释。
最终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女主再次回到了被更改过去后的未来。
莫里斯编辑私下非常感叹：“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收到过这么多读者来信。有一半的人在骂你——不是骂写得不好，是骂你让他们猜错了。另一半的人在重读前几期，说发现了被你藏在字缝里的伏笔。还有一位绅士来信说他跟朋友打了赌，赌输了五英镑。”
伊迪斯听说真的有人被她耍了，笑了好久。
真正让这篇小说从“畅销”变成“现象”的，是它意外地踩中了一个比文学更广的舆论场。
十九世纪的英国，唯灵论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
降神会、通灵术、灵魂摄影——这些东西在客厅和沙龙里被反复讨论，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嗤之以鼻。
就在《不该回来的人》连载期间，《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降神会欺诈手段的调查报告，引起轩然大波。
紧接着，一位著名的通灵师在公开演示中被当场揭穿，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而伊迪斯的小说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
它写的不是通灵术，而是科学幻想；它讨论的不是灵魂是否存在，而是人是否能跨越时间。
它和那些批评降神会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点——它让读者开始怀疑“你以为的真相”是不是真的。
这种“怀疑一切”的情绪恰好和当时的社会氛围产生了共振。
于是一些评论家开始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讨论。
有人说“两个世纪以后”是在用科幻的形式嘲讽唯灵论的荒谬；也有人说她是在认真探讨时间和意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