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枪炮划定国界，是人口，文化，经济网络划定国界。”
1960年3月，印度旁遮普邦，原辛格家族庄园。
这座占地八百公顷的棉花种植园，曾经属于当地最大的锡克教地主。
如今，庄园大门上挂着新牌子：“九黎国营第三农场”。
三百名从内地招募来的农民家庭，刚刚抵达三天。
他们住在原庄园主楼的附属建筑里。
每人分到一间房，虽然拥挤，但比家乡的山村土屋好得多。
农场场长王建军，原九黎陆军少校，此刻正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用扩音器对新移民讲话。
“同志们！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每人将承包十五亩土地，种植棉花，小麦。”
“农场提供种子，化肥，农机服务，你们负责耕种。”
“收成后，农场按市价收购，扣除成本后，利润的60%归你们！”
台下，农民们脸上带着不安和期待。
他们大多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百里，现在却到了几千公里外的陌生土地，面对完全不同的气候，作物，语言环境。
“农场有学校，教孩子九黎官话和基础文化。”
“有诊所，看病只收成本费。”
“有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的生活用品。”
王建军继续说，“但是，有几条纪律必须遵守。”
他举起一份文件：“第一，所有承包土地不得私自转租、买卖。”
“第二，所有农产品必须统一卖给农场。”
“第三，必须参加每两天一次的语言文化学习。”
“第四，与当地原住民交往，必须通过农场管理部批准。”
“为什么？”台下有人小声问。
“为了你们好。”王建军的回答很直接，“这片土地上的人，和我们语言不通，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一样。”
“随意交往，容易产生误会和冲突。”
“农场会组织联谊活动，在管理下促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