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7月23日，开罗，阿比丁宫。
枪声在凌晨三点骤然响起，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
当太阳升起时，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已经在皇家卫队的护送下，登上游艇马赫鲁萨号，驶向亚历山大港，开始了自己的流亡之路。
纳赛尔站在王宫阳台上，俯瞰着晨曦中的开罗城。
“将军，所有关键部门已控制。”
副手萨达特递上简报。
“电台、电报局、军队指挥部、警察总部已经被控制住了，民众大多在观望。”
“观望？”纳赛尔转身，“那就给他们值得欢呼的理由。”
“您是说……”
“苏伊士运河。”
纳赛尔一字一顿。
“法鲁克王室的最大罪状，就是在运河问题上对英国卑躬屈膝。”
“每年一亿三千万美元的通航费，埃及只分得可怜的百分之七。”
“剩下的钱，养活了伦敦的银行家，养肥了运河公司的法国股东。”
萨达特担忧：“但英军在运河区驻扎着八万军队，有飞机场、炮台、完整的防御体系。我们刚政变，军队需要时间整编……”
“所以我需要盟友。”
“联系九黎驻开罗的代表。现在，马上。”
同一时间，开罗尼罗河畔，九黎共和国驻埃及大使馆。
大使周海平刚被枪声惊醒，正在书房分析局势。
秘书敲门进来：“大使，新政权的代表来了，就在会客室。”
“这么快？”周海平挑眉，“谁？”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本人。”
周海平整理了一下领带，走向会客室。
这位原半岛前线指挥官，如今已是最熟悉非洲事务的外交官。
纳赛尔没有带卫兵，只带了萨达特一人。
他站起身，握手有力：“周大使，抱歉这么早打扰。”
“将军，或者现在该称呼您总统？”周海平微笑，“变革的时刻，时间总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