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
沈北川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滑坡那天我就在我战友旁边。老张伸手来拉我，我也伸手去够他。碰到了。真的碰到了他的手指。但我没抓住。”
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
“还有一次，是在缅甸边境的山里，我发了高烧。烧到四十度，一个人躺在一棵树底下。三天三夜。喝的是树叶上的露水。我当时想，我可能要死在这了。”
周大夫轻声问：“那时候你在想什么？”
沈北川闭了一下眼：“想我女儿。她那时候才两岁多。我把她送到福利院的时候她哭得撕心裂肺，我抱了她一会儿就放下了。我走的时候没敢回头。”
他的声音开始有些不稳了。
“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难的事。不是在山里挨饿受冻。是那天晚上把她放下。”
周大夫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沈北川用力吸了一口气：“然后在山里那三年，每天晚上我都会想她。想她是不是吃饱了，有没有人欺负她，生病了有没有人管。但我不能回去。我那些兄弟还没找到。我不能半途而废。”
“所以你一直撑着？”
“对。”
“靠什么撑？”
“靠那三十六首歌。”沈北川睁开眼，“我把坐标编成歌教给她的时候就想好了，如果我回不去，她唱给部队听就行了。但只要我还没全部确认完，我就不能停。”
周大夫轻声问：“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真回不来了，糖包怎么办？”
沈北川又沉默了。
很久之后他说了一个字：“有。”
“想了之后呢？”
“想了之后更不能死。”
周大夫把笔放下了。
“沈中校，你知道你身上有一种很典型的特质吗？”
“什么？”
“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对战友的责任、对英烈的责任、对女儿的责任。你不允许自己有一秒钟是软弱的。”
沈北川没反驳。
周大夫接着说：“但人不是铁打的。你三年高压环境，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没有任何情绪出口。那些东西不会消失，它们会变成噩梦，变成惊醒，变成你现在夜辗转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