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板睁开眼，给他倒了一碗。
余则成端着酒碗，在老赵对面的桌子坐了下来。两人之间隔着一张空桌。
他没有主动搭话。
他喝了一口酒。酒很烈，辣得嗓子冒烟。但他脸上没有露出不适的表情。军统的训练让他能面不改色地喝下任何东西。
老赵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
余则成等了大约十分钟。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一股故意压出来的疲惫感。
“兄弟，你也是做杂工的？”
老赵愣了一下，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
余则成用下巴指了指他的工装：“你这身衣服，领子上有碱水的白渍。这是擦洗地板的人才会留下的痕迹。我以前在中央大学锅炉房干过，那帮做清洁的工友身上都有这个味儿。”
老赵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在中央大学干过？”
“嗯。1936年进去的，干了一年多。后来日本人来了，学校散了，我也就没地方去了。”余则成端起酒碗又喝了一口，“这两年东跑西跑，哪儿有活儿干哪儿。你呢？”
“我也是中央大学的。”老赵的声音突然多了一丝活气，“我管锅炉房的。你进来那会儿，是不是郑总务长批的条子？”
“对，郑总务长。”余则成随口应道。
这个名字是刀疤脸提前帮他打听到的。
两个“前同事”的距离瞬间拉近了。老赵把自己那碗没喝完的酒端过来，跟余则成拼了一桌。
“孙老板，再来一碗。”老赵冲柜台喊了一声。
酒来了。两个人碰了一下碗。
三碗酒下去以后，老赵的话开始多了起来。
他骂日本人。骂汪伪政府。骂那些穿着军装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所谓“皇军”。他骂的时候声音不大，但眼睛里有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的恨意。
余则成没有打断他。他只是听着，偶尔附和一两句。
四碗酒以后，老赵的舌头开始发硬了。
“兄弟，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我每天给他们擦地板、倒痰盂、清垃圾，他们还嫌我脏。一个日本兵踢了我一脚，就因为我扫地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他的皮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