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等到傍晚六点的样子，当我到达广州站后，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眼前这片无边无际的人潮所冲淡、淹没了。
春运，确实已经开始了。
尽管距离大年三十还有二十来天，但火车站广场上、大厅里，早已是人的海洋。
成千上万的务工人员，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拖着廉价的拉杆箱，抱着孩子，搀着老人，像一股股无法阻挡的泥石流，朝着站内唯一的入口涌动、挤压。
很快，我也成为了这其中很不起眼的一员，像一颗被裹挟的沙粒，身不由己地跟着这庞大而缓慢的洪流往前挪动。
脚下是冰冷坚硬的水泥地，四周是密不透风的人墙，汗味、尘土味、方便面味和各种口音的叫喊混在一起，扑面而来。
临时调集来的武警战士，在关键位置拉起了警戒线，声嘶力竭地维持着秩序，但在如此庞大的人潮面前，他们的身影也显得有些单薄无力。
高音喇叭里不断重复着注意事项和车次信息，混在鼎沸的人声中，听得人脑子嗡嗡作响，更加烦躁。
人潮中的我，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没有人留意我，也没有人知道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当然，就我本身，也就是这庞大务工洪流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员。
此刻，关于虎门那些人和事——阿朵的眼泪、605房的闷响、媚姐的叮嘱、阿雅姐的忧虑——似乎都被这更宏大、更粗糙的现实彻底冲淡了。
个人的恩怨情仇，在这关乎成千上万人归途的庞杂喧嚣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尤其是，不知从哪个角落，突然传来了陈星那首沙哑而苍凉的《流浪歌》：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这歌声穿过所有的嘈杂，精准地刺中了我的心窝。
一股强烈的、混合着愧疚和渴望的思念，猛地涌了上来。
我想老家了，想爸妈了，想那个虽然贫穷但至少熟悉、至少可以心安理得躺下的地方。
只是，我这一趟，却不是回老家，而是去陌生的新乡。
我下意识想摸出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但四下望去，哪儿哪儿都是满的。
候车大厅的座椅上、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全都挤满了或坐或卧、满脸疲惫的人。
本应禁止吸烟的洗手间门口，更是烟雾缭绕，围着一群趁着间隙猛嘬几口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