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电话后，江衍没有直接将车开往原定的目的地。
他在马路上的一个允许临时停靠的路边车位上，将那台哑光黑的兰博基尼SVJ63稳稳地停了下来。
V12发动机的咆哮声化作了低沉均匀的怠速轰鸣，像一头吃饱喝足、正在打呼噜的猛兽。
车外是京城繁华的街景，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布满翻毛皮和碳纤维的中控台上，泛着一种代表着顶级财富的奢华光泽。
但江衍此刻的眼神，却并没有看着这台价值一千五百万的顶级玩具。
他靠在柔软的航空级座椅里，双手松开方向盘，目光有些涣散地望着挡风玻璃外那片蔚蓝的天空。
他点燃了一根烟，没有抽，只是任由那昂贵的烟雾在车厢内袅袅升起。
周明海的那通电话，把“水木大学”这四个字，重新送到了他面前。
他想到了一个人。
郑怀远。
前世在水木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术圈的阶级壁垒比社会上还要森严。
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在大多数导师眼里就是廉价的科研劳动力。
导师们对那些家里有钱有势的二代们嘘寒问暖，对他这种从底层爬上来的泥腿子则是公事公办，甚至是冷眼旁观。
但在那个冰冷的校园里，唯独有一个人对他好过。
那是材料物理方向的泰斗，郑怀远院士。
老教授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背也有些驼，说话总是慢慢悠悠的。
江衍不是他的嫡系学生，只是在他的一门公开课上，因为指出了一处复杂模型的数据纰漏，引起了老人的注意。
记忆中最深刻的那一天，是京城一个下着暴雪的冬天。
那年江衍的母亲刚刚做完一次手术，家里的积蓄被彻底掏空，父亲在工地上连轴转也凑不齐下个学期的宿舍住宿费和伙食费。
江衍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连拉链都坏掉的旧羽绒服，站在零下十几度的实验室门外，拿着那张催缴费用的单子，冻得嘴唇发紫，满眼绝望。
就是那天，郑怀远院士刚好路过。
老人什么都没问，只是看了一眼他手里那张揉皱的单子，然后让他跟着去了办公室。
“小江啊，搞科研，心不能乱。”
老人一边慢条斯理地泡着茶，一边拿出自己的老式诺基亚手机，戴着老花镜，用不太熟练的动作捣鼓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