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白明远磨刀霍霍、准备放手一搏的时候，吴天然却并没有半点的察觉。
他能感到和白明远之间，随着两人职务上的升迁变化，两个原本在山阳市委办公室一块儿并肩战斗的老伙计，现在已经比较生分了。如果白明远的职务一直处在吴天然的上面，他敢肯定，这个白明远一定会对自己很热情。可是他现在已经是县委书记了，而他曾经的领导白明远现在才是宣传部长。
吴天然记得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人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不能容忍一个身边人的晋升。”仔细琢磨一下，还真的有道理。因为身边的人晋升后，这样对比就显示出来。两个好朋友就会有隔膜，一方会羡慕晋升者，甚至会嫉妒，自卑。而对陌生人发迹的感受就不会如此。这，大概也是一种人性的弱点吧。
但白明远准备在背后下手，欲致他与死地，这是吴天然万万没有料到的。
不过关于吴天彪来东阳县投资办企业这件事，他也曾仔细考虑过了，他感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天彪到东阳来，没有从他手里得到任何好处，相反，吴天彪是来为东阳县做贡献的。
关于领导干部的亲属经商办企业的事，吴天然也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并时刻提醒自己要一生注意的。吴天然觉得，自己既然已经走上了从政的道路，那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这一辈子自己不会经商，也不会让自己的子女经商。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子女。
中国自古就有治国名言：“当官不能经商，经商不能当官。”你真觉得“当官不能为民做主了”，那也要先辞掉官，才能回去“卖红薯”经商。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灵帝戏为商贾》篇，说的是东汉灵帝继位后，不以政事民生为主，却以经商为乐，以宫廷的名义搜刮钱财，大大地刺激拜金主义扩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各位大臣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纷纷效仿捞钱。对百姓敲骨吸髓，民不聊生，朝政腐败，黄巾起义，敲响了东汉的丧钟。
早在唐朝，就有法律规定禁止官员经商。譬如“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伯叔、堂兄弟姊妹）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本人或大功以上亲属从事商业，本人不得担任官职。在职官员在辖区内兼营商业属于犯法行为。买卖货物，即使交易公平，也笞五十，显失公平，比照曲法枉断论罪。
官员为官府做生意或亏损欠债，按坐赃减二等处罚。官员派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经商，如得利，官员不知，为无罪；知，比照官员家人在辖区内经商，官员知情之罪惩治。根据情节轻重，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也要笞四十到杖八十。官员家人在辖区内做生意赚钱，比照官员本人经商之罪减轻二等。官员知情，与家人同罚；不知，比照家人之罪减轻五等。监临之官比非监临之官及其家人经商处罚更严。
可是到了清代，随着奴性社会的到来。可谓“无官不经商，而又无商不靠官，百姓既怕官员又怕商人。”“于是民之死于官之贾者十之三，死于贾之官者十之七矣。”官商日强，而民商日弱，更有官商与民商勾结起来，联手坑害百姓的。乾隆时的权臣和珅开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千万两；古玩店十三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千万两；古玩店十三座，本银二十万两。清朝时，不仅在职的大小官员营利经商，就是离职的官员也趋利于市。
雍正时的大将军年羹尧公然派庄浪典史朱尚文为他经商，把四川所产楠木等，“运至湖广、江南、浙江发卖，获利数十万”。
从清朝官员经商可以看出，官员经商凭借特权，比一般商人更具有优势，例如，食盐贸易被大盐商垄断后，一般商人感到“取赢之难”，甚至“息不偿本”，无法开展正常的贸易。
官员经商直接冲击和败坏了本该廉正的吏治。从皇亲国戚到行政长官，从军队武将到胥吏，都凭借手中之权，违法经商，使朝野兴起一股追求金钱风。
官员经商对物质享受的要求越来越高，铺张浪费，奢侈腐化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譬如当时的淮商相互斗富，凡宫室、饮食、舆马之费，辄费十万金。有的盐商养两班供家宴娱乐的戏班，每年要花费三万两。这种情况下，民心大落，清廷失信，于是也假模假样的下起了禁令。
康熙六年（1667）七月，曾下令禁止官员经商，并定有处罚条例，规定今后王公以下文武各官的家人，如果强占关津要地，不许商民贸易的，在原犯之地枷号三个月，若是民人，责打四十板；若是旗人，鞭打一百。对纵容家人的藩王，罚银一万两，若是王公，罚银一千两，并将管理家务的官员革职，纵容家人的将军督抚以下的各官也都革职，如果兵民商人假借王公文武各官的名义胡作非为的照光棍例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