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里的人陆续站起来，有记者举着相机往这边拍，闪光灯一下一下的，他也没眨眼。
只是独自沉默，泪流满面。
三十年了。
一九九二年夏天，他考了五百八十七分，却没等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等来的只有三百一十二分的结果。
他不理解，去问，怎么可能三百一十二分，怎么没有录取通知书？
招生办的人说，就是这样，没有就是没有。
“不可能！”
他那年十八岁，站在招生办门口喊了一整天，无果而终。
三姐刘翠兰带着他去省城告状，走之前，四个姐姐把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杀了，给他炖了一碗汤，让他补补身体。
大姐说，光明，你去找个说理的地方。
咱爹妈走得早，四个姐姐没本事，就指望你读书出人头地。
你读书那么认真，先前成绩也好，没道理才考三百一十二分。
后来，市里也好，省城也好，信访办的人把材料收了，说会查。
等了三个月，没回音。
又去，材料找不到了，让重新填。
填了，又等。
等到第二年开春，他收到一封信，信上盖着公章，四行铅字，经查，无误。
大姐和三姐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七八遍，没有说话了，蹲在门槛上，拿袖子捂着脸哭。
二姐没来，因为本来在砖厂上班的二姐夫，被莫名的辞退了，她得多做杂工养家。
四姐也没来。
她本来在镇上小学代课的，结果校长跟她说，不用再来了，也只能抓紧出去找活干。
所以，刘光明没再找了，索性去了南边的砖厂打工。
搬砖，和泥，一天一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