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车祸发生的具体时间，没有人能说得清。不是没人知道——是知道的人都死了。
但在那之前，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三个男人围坐在一张深色红木桌旁。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桌上只点了一盏老式的铜座台灯，灯罩压得很低，光线只照亮了桌面上一张昌京市地图。地图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住了一个十字路口。
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轮廓。
坐在主位上的那个四十出头，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定制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他的头发用发胶固定得整整齐齐，露出饱满的额头和一双精于算计的眼睛。他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暗金色的家族戒指。他说话的声音不大，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称过重量才放出来的。他靠在椅背上，把玩着手里的一支钢笔，笔帽在他指间翻了个漂亮的弧线。
他旁边的那个人年长几岁，身形偏瘦，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夹克，领口微敞，没有打领带。他的颧骨很高，眼窝深陷，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亮，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亮——像猫科动物在暗处盯着猎物的光。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节奏很慢，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封口处贴了两道密封条。
第三个人站在桌边，离那两个人稍远了一些。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装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的皮肤黝黑粗糙，手指短粗，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痕迹。他站在那里，没有坐下，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还没点的烟。他的目光没有看桌上那两个人，而是盯着地图上那个被红圈圈住的路口。他看了很久。
主位上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开口了。他没有看站着的那个，目光落在对面墙上的一幅水墨画上，仿佛在欣赏画里的山水。“你的事情，家里都安排好了。孩子他妈那边，费用不用担心。”
站着的那个男人把烟从右手换到左手，又换回来。“我儿子还小。”
“正因为小，才记不住。”穿西装的男人终于把目光从画上收回来，落在站着的那个男人脸上。他的眼神很平和，平和得不像是在说一件即将改变很多人命运的事。“记不住，就不会恨。不恨，就能好好活着。”
站着的那个男人沉默了。他把那根没点的烟揉碎了，烟丝从指缝里簌簌落下。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机油的手，把手插进了工装裤的口袋里。
戴金丝眼镜的那个男人始终没有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指从桌面上移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上。他把信封往站着的方向推了一寸。信封没有开口，但里面的厚度足以让任何人明白——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站着的那个男人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他问了一句：“几点？”
主位上的男人看了一眼腕上的表。那是一块百达翡丽，表盘是深蓝色的，指针在台灯的光里泛着冷淡的银光。“下午四点十七分。他会准时经过那个路口。你只需——刹不住。”他顿了顿，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不大，但很笃定。“剩下的，我们处理。”
戴金丝眼镜的男人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比他的外表温和得多，甚至带着一点长辈式的关切，像是老师对学生、叔叔对侄子。“你父亲以前在我手下做过事。他走的时候，我没能帮上忙。这次，算补上。”
站着的男人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一瞬间的犹豫，但那一瞬间太短了，短到坐在椅子上的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伸手拿起那个信封，塞进工装外套的内袋里。信封的边缘从口袋口露出一个小角，在灯光下泛着牛皮纸特有的暗黄色。
他没有说“好”，没有说“行”，没有说任何话。他只是把那根揉碎的烟从地上捡起来，烟丝已经散了，捡不起来了。
他走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穿西装的把钢笔插回胸前口袋，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帘依然拉得严严实实，他看不到外面，但他站着，像在看什么。“你确定他不会说出去？”
戴眼镜的端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他儿子在我们手上。他说什么？”
“他儿子？”
“学校、住址、每天几点放学，走哪条路。我们都清楚。”
茶杯放回桌上，发出一声轻响。穿西装的转过身，看着那张地图。红圈圈住的路口在灯光里格外刺眼。“那就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