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鬼子再次大规模增兵登陆后，上海滩的气氛低到了谷底。
租界里的洋人开始往船上搬行李，码头上排起了长队。有钱的商人往香港跑，没钱的往内地跑。街面上人心惶惶，到处都在传“上海守不住了”“国军要撤了”。可就在这种时候，前线还在打。
报纸上天天登着战报，哪个阵地又打退了鬼子几次冲锋，哪个部队又歼敌多少。数字是冷的，但仗是热的。老百姓看不懂地图，分不清师和旅的区别，但他们知道一件事——军队还在，没跑。这就够了。
同济大学的一群学生坐不住了。几个女生凑在一起，你捐几块钱，我捐几件衣服，七拼八凑，买了一卡车的物资。罐头、饼干、毛巾、肥皂，还有几箱水果。车头上贴了条红纸，写着“慰劳抗日将士”。带头的女生叫张月，大二的，学医的。齐耳短发，眼睛大，说话利索。她们打听到独立第一旅第一团在前线打得好，缴获多，伤亡也大，就把物资往那边送。
卡车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到了第一团的驻地。
陈文良正在团部看地图，琢磨晚上要不要摸过去抓几个舌头。通讯兵跑进来，立正报告：“团长，同济大学的学生来慰问，拉了一车东西，已经到了营门口。”
陈文良一听“学生”两个字，眼睛亮了。再一听“女学生”，眼睛更亮了。再一听“一车东西”，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快快快，请进来！不对，我亲自去接！”陈文良整了整衣领，摸了摸头发，对着镜子照了照——团部没有镜子，他对着军用水壶的壶底照的，水壶底是凹的，照出来的人脸像个葫芦。他不管那么多了，大步流星往外走。
走到营门口，卡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几个女生从车上跳下来，张月站在最前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怀里抱着一箱罐头，额头上还有汗。
陈文良一看到张月，脚下就慢了。慢着慢着，就停了。停着停着，就站住了。他的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又张了张，还是没声音。
军营里待久了，连只母老鼠都是稀罕物。李来福治军严，非必要不准请假出营，他自己带头不出去，底下人也跟着憋着。几年下来，这帮兵见了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今天突然来了几个活生生的女学生，还是好看的，那冲击力，不亚于被一发重炮炮弹直接命中脑门。
陈文良被命中了。
他想说“你好”，嘴张开了，没说。想说“欢迎”，嘴又张开了，还是没说。脸憋得通红，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朵尖，红得像煮熟的虾。
张月看着他，忍不住笑了。“长官，我们是同济大学的学生，来给部队送点东西。东西不多，一点心意。你们辛苦了。”
陈文良终于憋出一句。“不……不辛苦。”声音像蚊子叫，他自己都没听清。张月也没听清，往前走了两步。“您说什么？”
陈文良退了一步。不是怕，是紧张。他在战场上面对鬼子的刺刀都没退过步，今天被一个女学生逼退了。旁边的通讯兵憋笑憋得脸都歪了，赶紧低下头假装系鞋带。
张月看他那副样子，心里反倒起了好感。这人长得不差，高高大大，肩膀宽，脸膛黑，一身军装穿得笔挺。上校团长，手下两三千人。打鬼子不怂，见了女学生倒怂了——说明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人，老实。
她把箱子递过去。“长官，您帮忙搬一下？”
陈文良这才回过神，赶紧接过来，箱子不重，他抱得紧紧的，像抱着宝贝。“里面……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