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中晚，喇叭里会响起喊口号的声音。先是中文，然后是日语翻译——
“东瀛帝国有罪！我们替帝国赎罪！我们要用劳动偿还！”
一开始有人抵触，有人捂着耳朵不听，有人嘴里嘟囔着骂人。
但口号每天都要喊，喊一遍、喊十遍、喊一百遍、喊一千遍。
喊到后来，脑子开始麻木了。再加上每天十二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累得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
有人开始跟着喊了。不是被迫，是习惯。习惯变成了认知，认知变成了——也许，我们真的做错了。
矿场的产量翻了三倍。
被服厂日产军服两千套，质量比外购的还好。
兵工厂里多了几十个东瀛技术工人，他们拿着比国内高的工资，有的已经学会了简单的中文。
医院的东瀛医生在手术台前忙碌着，救活了不少东北军伤员。
修理厂的东瀛机械师在拆卸汉斯式发动机，研究它的构造。
普通战俘不再闹事。他们每天干活、吃饭、睡觉，像机器一样运转。有人问：“我们还能回家吗？”
没有人回答。问了几次之后，就没人再问了。
孙德胜站在矿场高台上，看着那些低头干活的战俘。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群沉默的幽灵在黑色的矿坑里蠕动。
“师长，”副官走过来，“少帅来电。问矿场情况如何。”
孙德胜接过电报，看了一遍，嘴角微微翘起。
“回电——一切正常。产量翻了三倍。战俘稳定，无人闹事。”
他把电报递给副官，转身看着那些战俘。
“少帅说得对，”他低声说，“枪毙他们太便宜了。让他们干活，让他们赎罪，让他们亲眼看着东北强大起来——这才是最大的惩罚。”
夕阳落下去了，探照灯亮起来，白色的光柱在夜空中扫来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