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东的钢笔搁在桌上没动。
他整个人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腹前。
“你做这个预判的依据在哪？”
报告厅彻底安静。
这个问题的重量和之前所有的质询都不一样。
吴天明问的是用药逻辑，孙仲言问的是辨证眼力，蓬城主任问的是剂量裁化。
皇甫东问的是决策本身。
在病原体基因测序报告出来之前，提前按瘟疫级别部署防线。
如果毒株最终只是普通季节性流感的变种，这一整套方案就是过度医疗。
林易迎上皇甫东的视线。
“省疾控中心，秋分前截获过一份边境输入型病毒株的早期流调数据。”
“数据表明，该毒株R0值极高，感染人群偏年轻化，伴随白细胞低，常规抗病毒应答差。”
“这些临床反馈与古代中医文献里的疫毒特征严丝合缝。”
“我们根据疾控数据提前框定了底方，病患入院，四诊合参直接完成了体征验证。”
皇甫东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一下。
他往前倾了倾身子。
“如果你们判断错了呢？”
“给病患上疫方，事后查明只是普通流感，这个风险谁来承担？”
报告厅里没有人动。
这句话从一个中央特派员嘴里出来，份量不需要多解释。
前排有人低了低头。
这是一个标准的行政追责框架。
怎么回答都有缝隙。
说自己承担，一个规培生承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