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大伯把最后一批年货买回来了。猪肉、牛肉、鸡肉、鱼、虾、青菜、豆腐、粉条，大包小包堆了一桌子。妈妈把鱼收拾了，鳞刮掉，内脏掏出来，洗干净了放在盘子里。鱼很大，盘子装不下，尾巴翘在外面，像一把扇子。大伯说年年有余，鱼不能切，要整条做。妈妈说不切怎么装得下。大伯说换个大盘子。妈妈换了大盘子，还是装不下。大伯说那就换个更大的。妈妈说再大锅里放不下了。大伯说不放锅里放哪儿。妈妈说放锅里。大伯说那不就切了吗。妈妈说切了也一样有鱼。大伯想了想，说行吧。鱼被切成了两段，尾巴那段短，头那段长。王旭站在旁边看着，想起那条鱼还活着的时候，在盆里游来游去，嘴一张一合的，瞪着眼睛。现在它不游了。
除夕那天，王旭起得很早。天还没亮，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是灰白色的。大伯已经在院子里贴对联了。红纸黑字，福字倒着贴，王旭写的。大伯说福倒了，福到了。王旭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大伯贴了，他也没说什么。
林生今天没叠纸鹤。他站在窗台前，看着那些纸鹤。纸鹤的翅膀上还挂着冰碴子，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像钻石。他伸出手摸了摸，冰碴子化了，水滴下来，滴在地上，啪嗒啪嗒的。王旭走到他旁边，也看着那些纸鹤。纸鹤的翅膀被雪压弯过，被冰碴子冻住过，但还挂在窗台上，白的，灰的，红的。红色的纸鹤在中间最显眼，像几滴血。
“你今天不叠了？”王旭问。
“不叠了。”
“为什么？”
“过年。”
王旭没再问。
下午，妈妈开始做年夜饭。锅碗瓢盆响成一片，叮叮当当的。油烟从厨房飘出来，香香的，有肉香，有鱼香，有葱姜蒜的香味。王旭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妈妈忙来忙去。她的头发用夹子夹住了，几缕碎发垂下来，在脸边晃。脸颊被火烤得红红的，额头上沁着汗珠。她顾不上擦，用手背蹭了一下，继续炒菜。
“帮我把蒜剥了。”她说。
王旭蹲下来，剥蒜。蒜皮很薄，不好剥，他用手搓，搓不下来，用指甲抠，抠下来了。蒜瓣白白的，小小的，放在碗里。他剥了整整一头蒜，手指上全是蒜味，洗了好几遍也洗不掉。
大伯在摆桌子。他把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擦得亮亮的，能照出人影。然后摆上碗筷，筷子是一人一双，碗是一人一个。碗是新的，白色的，上面印着蓝色的花纹。筷子也是新的，竹子的，还带着竹子的清香。他又摆上酒杯，六个。王旭说我不喝酒。大伯说摆着，不喝也摆着。王旭说那为什么摆。大伯说好看。
天黑的时候，年夜饭做好了。红烧肉、糖醋鱼、炖鸡、炒虾、凉拌黄瓜、蒜蓉青菜，还有一盆饺子。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妈妈包了一下午，一个个圆鼓鼓的，像小元宝。王旭数了数，好几十个，够吃好几顿的。
六个人围坐在桌前。大伯、妈妈、王旭、林生、还有王雪——她坐在墙角，红裙子，两个黑洞洞的眼眶。王旭看了看她，她没说话。王旭也没说话。年夜饭开始了。大伯倒了一杯酒，举起来，说新年快乐。妈妈也举起来，说新年快乐。王旭举起杯子，杯子里是水，白开水。他也说新年快乐。林生没举杯，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面前的碗。碗里的饺子冒着热气。
“新年快乐。”王旭对他说。
林生抬起头。“新年快乐。”
王雪没有说话。她不需要说。王旭知道她在那里，他知道她也在过年，这就够了。
吃完饭，王旭帮着收拾碗筷。他把碗摞在一起，端到厨房。碗很重，他的手小，差点滑了。妈妈接过去，放在水池里。水龙头哗哗响，热水冒蒸汽，把窗户玻璃蒙了一层雾。
大伯在院子里放鞭炮。他把鞭炮挂在老槐树的枝丫上，点着引线，跑到一边。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大，火光一闪一闪的，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王旭站在门口，捂着耳朵，看着火光。鞭炮炸完了，地上红了一片，纸屑到处都是。空气里有股硝烟味，呛得人咳了一下。老槐树的枝丫被震落了几根细枝，掉在地上，被纸屑埋了。
回到屋里，电视开着。春节联欢晚会，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说相声的说相声。大伯看得津津有味，妈妈看着看着就打瞌睡了。王旭坐在桌前，把笔记本翻开。名单上那些名字，有划掉的，有留着的。划掉的是拆了的，留着的是不拆的。他看了一会儿，在周明和吴建国的名字后面各画了一个圈。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画圈。也许是为了记住他们。也许是为了提醒自己，还有人没有拆，还在吃药，还在等。等药断了，等排异反应来了，等零件坏了。他不知道。他合上笔记本。
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噼里啪啦的，此起彼伏。电视里的主持人说新的一年到了。大伯站起来，又倒了一杯酒，一口气喝了。妈妈睁开眼，看了王旭一眼，又闭上了。林生靠着墙，闭着眼睛。王旭躺在海绵垫上，看着天花板。纸鹤在头顶晃，白的，灰的，红的。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块令牌碎片。冰凉的。新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