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树湾在海边，从殡仪馆过去要坐火车，再坐汽车，再走路。大伯查了地图，说来回至少要三天。王旭说三天就三天。妈妈给他收拾了一个小包，里面塞了一件厚外套、两双袜子、一包饼干、一瓶水。外套是蓝色的，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别针是铁的，亮晶晶的，在灯光下反着光。
“海边风大，穿上。”妈妈说。
“嗯。”
“饼干饿了吃。”
“嗯。”
“水喝完了找地方接。”
“嗯。”
妈妈还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火车是绿皮车，很旧，车厢里有一股泡面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王旭靠窗坐，大伯坐过道。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玉米地，一块一块的，有的收了，有的没收。收了的地光秃秃的，只剩下玉米茬子，一截一截的，像士兵的短刺刀。没收的玉米秆还立着，叶子黄了，垂下来，像老人的手臂。天很蓝，云很白，一块一块的，像棉花。火车开得不快，咣当咣当的，很有节奏，听着听着就困了。王旭把头靠在窗户上，闭上了眼睛。
他梦到了妈妈。不是现在的妈妈，是年轻时候的妈妈。长头发，白裙子，站在一棵树下。树很大，叶子绿得发亮。妈妈在笑，嘴角弯弯的，露出牙齿。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黑色的玻璃珠子。王旭想走近，但走不动。他想喊，但喊不出声。妈妈看着他，嘴巴在动，在说什么。但他听不见。
王旭睁开眼。火车还在晃，咣当咣当的。大伯在看手机，屏幕上亮着地图。一个蓝色的点在慢慢移动，从东往西，从西往北。
“还有多久？”王旭问。
“两个小时。然后换汽车。”
“嗯。”
到了县城，换汽车。汽车更旧，座位上的皮裂了，露出下面的海绵，灰扑扑的。路不好，坑坑洼洼的，颠得王旭的胃翻来覆去。他晕车，想吐，忍住了。闭着眼睛，靠在窗上。玻璃很凉，凉得太阳穴疼。
汽车开了两个小时，到了镇上。下车，没车了。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土坯房，有的住人，有的不住，窗户破了，门板歪了，屋顶长满了草。街上人不多，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
“还有多远？”大伯问一个当地人。一个老头，蹲在路边抽烟，脸晒得黝黑，皱纹很深，像核桃。
“王志强家？还有十里。没车。得走过去。”
大伯看了看王旭。王旭点了点头。
三个人开始走。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车辙很深，里面积着水。路两边是棉花地，棉花已经摘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子。地里有人在拾棉花，弯着腰，背着大袋子，袋子鼓鼓囊囊的，白花花的。阳光很晒，地面上发烫，热气往上蒸，远处的树在晃，像在水里一样。王旭的校服湿了，贴在背上，深一块浅一块。他的塑料拖鞋踩在土路上，啪嗒啪嗒响，鞋底磨薄了，石子硌脚。
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看到了胡杨树。树干很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裂了，一道一道的，很深。树枝歪歪扭扭的，向四面八方伸，像老人的手指。叶子黄了，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很脆，一碰就碎。
王志强的土坯房在胡杨树旁边，不大，一间。墙是土夯的，裂了好几道缝，用泥巴糊上了，糊了又裂，裂了又糊，一层一层的，像千层饼。屋顶铺着芦苇，芦苇上压着泥巴，泥巴上长着草，草黄了，干巴巴的。门是木头的，没上漆，木头已经发黑了。门关着。王旭敲门。
没人应。
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从门缝里伸出来。手很瘦，骨节突出，指甲很长，指甲缝里黑黑的。手腕上戴着一块表，表带断了，用线缝着。
“找谁？”声音从门后面传出来，沙哑，像嗓子眼里塞了沙。
“王志强。”
“你是谁？”
“王旭。”
门开了。王志强站在门口，个子很高，很瘦，像一根竹竿。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上有好几个洞，露出里面的皮肤。皮肤很白，白得不正常，像很久没晒过太阳。脸上没什么肉，颧骨高高的，眼窝深陷，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他的腰上缠着一圈纱布，纱布有点脏了，边角翘起来。
“你怎么找到我的？”
“念带我来的。”
王志强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腰。他把纱布解开，一圈一圈，很慢。纱布脏了，发黄，有一股药味。腰上有一道疤，很长，从腰侧一直延伸到肚子。疤痕是粉色的，凸起来，像一条蜈蚣趴在腰上。疤下面，是空的。肾被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