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厅外面，另一幕正在上演。
酒店正门的安保线外，三个人站在人行道上。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白人男性，灰白头发，穿一件皱巴巴的卡其色风衣，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
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各自举着小型摄像机和录音设备。
马修·坎贝尔。
他在三天前收到贝特斯曼公关部的邮件，被告知本次活动为受邀制，他不在邀请名单之列。
邮件措辞客气但态度明确：感谢您的关注，本次活动议题限于数字版权商业化成果，与您的报道方向不符。
坎贝尔当时就火了。
他给《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打了电话，说贝特斯曼为了讨好龙国搞媒体审查。
编辑让他去现场看看情况再说。
于是他真的来了。
“我是马修·坎贝尔，《大西洋月刊》和《外交政策》的特约撰稿人。”
他对着酒店门口的安保亮出了自己的媒体证件。
“我要求进入会场旁听。
这是一场涉及国际版权政策的公开活动，媒体有权利报道。”
安保是酒店自己的人，穿黑色西装，戴耳机。
他看了一眼坎贝尔的证件，摇了摇头。
“先生，这是受邀制活动。您的名字不在名单上。”
“这是在做媒体审查。”
坎贝尔提高了音量。
他身后的女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安保的脸。
“一家德国公司在大漂亮国的土地上搞媒体审查，为了取悦一个第三世界政权。
你们觉得这合适吗？”
安保没有接话，只是侧身用对讲机说了几句。
不到两分钟，凯伦从酒店里面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