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是在凌晨一点出的门。
他没有走大门。大门有值班的队员——虽然是自己的人，但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他从大队部后面那间堆满废旧家具的杂物间翻窗出去。窗外是一条极窄的弄堂——两堵灰砖墙之间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他侧着身子走了二十几步，拐入了另一条比较宽的巷子。
出巷子之后，他没有上大路。先沿着黄浦江边的小道往东走了一段，在一座废弃的小码头上停下来听了两分钟——确认身后没有脚步声。然后掉头往西，穿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
中间他又换了一次方向——在一家已经打烊的当铺的门檐下站了三十秒，用玻璃橱窗的反光观察身后的街面。
空的。干干净净。
三月底的上海凌晨冷得刺骨。法租界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树枝在夜风里像骷髅张开的手指。路灯昏黄，隔很远才有一盏，照出来的光圈在地面上像一摊摊融化的蜡。整条环龙路上静得只剩下他自己的脚步声和偶尔一两声从屋顶传来的猫叫。
裁缝铺的招牌在路灯下泛着褪了色的金漆。“陆记缝纫”四个字，其中“缝”字的偏旁掉了一小块。郑耀先每次来都会看一眼那个缺口——它已经缺了好几个月了，陆汉卿一直没有补。也许是故意的——一个做了几十年地下工作的老情报员，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充当暗号的细节。缺口朝左，说明安全。如果哪天被人补上了——那就是出事了。
他绕到后门。敲了三下。停两秒。再敲两下。
门从里面轻轻拉开了。
陆汉卿站在门后面。戴着老花镜，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一件正在缝的灰色长衫。灯光从他身后的小隔间里透出来，在地板上拉了一条细长的光线。
“进来。”
铺子里弥漫着布料和浆糊的气味——这种气味郑耀先已经闻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闻到，都会让他心里某个绷得很紧的地方微微松一下。就那么一点点。
后面的小隔间里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昏暗但温暖。案台上堆着半匹料子和几卷线轴。墙角有一台脚踏缝纫机——上面搭着一件半成品的旗袍。
陆汉卿关好后门，落了锁。然后他摘下老花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那个郑耀先已经烂熟于心的习惯性动作。每次要说正事之前，老陆都会先擦一遍眼镜。
“先说正事。”郑耀先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油纸包。
打开油纸包，里面是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几十张特务处的后勤调拨单。每一张上面都盖着两枚红色公章：一枚是郑耀先的，另一枚是上海站总务科负责后勤物资的科员的。品名一栏写得清清楚楚：四磅装消炎粉五十袋、盘尼西林注射液三十支、外科缝合器械两套、止血绷带三百米、碘酒二十瓶、奎宁片十盒。
“这些东西，账面上全部计入了兵工厂保卫战的‘战损与消耗’项目。”郑耀先把单据在桌上一字排开，“死士小队的自杀爆破、排水沟的火烧、地下管道里的近身格斗——这些战斗消耗了大量的急救物资。至少——账面上是这么写的。”
陆汉卿看了看那些数字。他的目光在“盘尼西林三十支”上停留了两秒钟——眉毛动了一下。这是陆汉卿表示惊讶的最大幅度。对于一个在地下世界活了二十多年的老情报员来说，这幅度已经很大了。
“这些东西实际上呢？”
“实际上战斗消耗只有账面数字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已经分三批通过黑市的渠道转移了。赵简之负责运输。他以为是在帮我处理保卫战遗留的废弃物资——那些箱子外面标的都是‘报废品’。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一个人操作的？”
“高洪桥帮我改了几份电报存底——涉及物资调拨审批的那几份。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但他不问。”郑耀先顿了一下，“这小子——越来越有特工的样子了。”
陆汉卿把老花镜重新戴上。然后又摘了下来。这次不是习惯——是在控制情绪。
“这批药……”他的声音低下来了，带着一种极力抑制的激动，“对前线来说，是救命的东西。苏区目前最缺的就是消炎药和外科器械。伤员得了伤寒连退烧药都没有。做截肢手术用的是——用的是木匠的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