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武藤露出他的新手牌。
苏州河对岸，日本人的一栋三层小楼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武藤坐在办公桌前，面前的墙上钉着一张上海法租界的地图。地图上用红色的线标出了郑耀先过去两个月的日常行动路线。
从特务处大楼出发，到霞飞路，这是最常走的一条线。
从四马路经过法华路，到贝当路，这是偶尔出现的一条线。
武藤的目光停在了贝当路上。
他翻开桌上的一叠盯梢报告，找到了两条记录。
第一条，三个月前：目标在贝当路短暂停留，抽了一根烟后离开。逗留时间约三分钟。
第二条，苦肉局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目标在结束庆功宴后独自步行返回住处，途经贝当路时放慢脚步，在一家咖啡馆门口驻足约两分钟，随后加速离开。
两次。
两次都跟贝当路有关。
两次都没有进任何店铺。
武藤用食指轻轻敲了敲桌面。
如果郑耀先是去见什么人，他不会在门口停下来。他会直接进去，办完事，然后离开。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不会在目标建筑外面毫无意义地逗留，那只会增加暴露的风险，
但他停了，
而且没有进去。
武藤在心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概率推演：一个人偶尔路过一条街，不奇怪，但两次都在深夜或凌晨，两次都刻意放慢了脚步，两次都没有进入任何建筑……
这不像是去办事，更像是在确认什么人的安全。
而一个男人，在深夜放慢脚步去确认安全的对象，通常只有一种可能。
武藤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一支红色铅笔在贝当路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圆圈，
然后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让蛾来见我。”
十分钟后，一个穿着深灰色毛呢大衣的女人走进了办公室。她大约二十五六岁，面容介于东方和斯拉夫之间，高颧骨，灰绿色的眼睛，嘴唇抿成一条细线，
这是特高课从哈尔滨调来的一枚暗棋。她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白俄流亡贵族。她在哈尔滨长大，精通日语、俄语和法语，中文也说得像模像样。她的掩护身份是白俄移民，在法租界这种地方，没人会多看她一眼。
“贝当路。”武藤把地图上那个红色圆圈指给她看，“我要你在这条街上租一间房，至少住一个月。你的任务只有一个：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