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八年冬，惊天大案尘埃落定。权相桑哥伏诛，党羽尽数清算，朝野拍手称快，天下皆以为元廷将拨乱反正、重整朝纲，复用儒臣、重拾汉法，挽大夏于将倾。
殊不知，桑哥之死，仅除一贪臣，未改百年积弊。大元溃烂之根，不在一臣之奸，而在蒙汉对峙之祖制、君臣倦怠之人心、宗藩勋贵之积势。
忽必烈暮年心志颓丧，经桑哥乱政、北疆屡叛、真金太子旧臣接连凋零数重打击，已然厌弃汉臣、疏离汉化。在帝王眼中，汉法繁文缛节、束缚君权，儒臣清流好论是非、动辄谏阻君意，反倒不如蒙古旧制粗简直接、勋贵亲臣听话顺服。
至元二十九年，春去秋来，岁稔年荒交替，朝堂局势彻底逆转。昔日真金太子所培植、支撑大元汉化国策数十年的汉法派文臣集团，遭遇立国以来最彻底、最残酷的一次清洗。
不是血腥屠戮，却是罢黜、贬谪、外放、闲置、夺职、禁言的全方位封杀。
中书台省、翰林院、国子监、六部汉官，清流儒臣一扫而空，朝野汉风骤然断绝。世祖一朝持续三十余年的主动汉化国策，自此首次全面停滞、彻底冻结。
汉法凋零，则王道不存；王道不存，民心无依；民心无依，则国运无根。大元失去了唯一可以长治久安、融合九州、消解蒙汉隔阂的治国根基，从此只剩蒙古勋贵专政、苛法杂税驭民、武力压制天下，百年亡国之祸，自此牢牢定局。
时至至元二十九年仲春，大都皇城褪去冬日寒寂，宫墙柳色新绿，御苑桃李初开，春风拂过九重宫阙，看似岁岁太平、春光依旧，唯独大内深宫、中书朝堂，寒意彻骨、肃杀沉沉。
自桑哥伏诛后，朝堂一度出现短暂的权力真空。桑哥色目党羽虽被尽数诛杀、流放、罢黜，朝堂空出大量要职，天下百姓、地方官吏、朝野儒臣皆翘首以盼，期待世祖复用旧臣、重启儒治、轻徭薄赋、修整法度，重现至元早年清明吏治。
天下人心，尚存最后一丝对大元盛世的期许。
可谁也未曾料到，这场除恶肃清的终局，并非扶正清流、重兴汉法，而是勋贵反扑、尽贬儒臣、终结汉化。
大都，中书省政事堂。
连日来，朝堂气氛诡异沉闷，与往日截然不同。
昔日堂内汉蒙臣僚分坐议事、论道治国、修订典章、商议民生的景象不复存在。偌大的政事堂，数十座案台大半空置，落满薄尘，书卷典籍散乱堆叠，无人整理、无人翻阅。
残存的数位汉法老臣，日日入堂当值，却无诏可奉、无事可议、无政可施。人人敛声屏息、蹙眉长叹，眼底皆是深深的无力与悲凉。
此刻堂中，仅存三位真金太子旧部、当朝硕果仅存的清流儒臣：中书左丞董文用、翰林学士王磐、国子祭酒许衡。
三人皆是历经数朝、辅佐世祖、主持汉化、修订元典、兴办儒学、教化官民的社稷老臣。半生鞠躬尽瘁，力推汉法治国、科举兴学、轻税安民、礼法改制，是支撑大元汉化国策的三根栋梁。
可如今，栋梁将倾、儒风将尽。
董文用时年七十有二，须发全白，身形清瘦佝偻，一身素色官袍洗得发白。他手扶案几，望着堂中空旷萧瑟之景，望着案上堆积无人问津的减税疏、兴学疏、修礼疏、安民疏，浑浊的眼底满是沧桑哀戚，久久无言。
良久，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带着看透朝局、心如死灰的疲惫：
“诸位同仁，桑哥已死，奸佞已除，天下本当清明，可你我皆知——大元汉法，到头了。”
一语落地，空旷的政事堂内更显死寂。
国子祭酒许衡端坐案前，手中握着一卷未刊的《大学衍义》，指尖轻轻摩挲书页纹路，这位一生以传道治国、推行儒道、融合蒙汉为己任的一代大儒，此刻面色沉静，眼底却藏着无尽悲凉，缓缓接话：
“左丞所言极是。陛下早年锐意汉化，是因春秋鼎盛、心志高远，欲取中原王道、定万世基业。如今陛下暮年倦政，丧子之痛难平，又见桑哥借汉制漏洞乱政、天下屡叛、北疆不宁，便归咎汉法繁琐无用、儒臣空谈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