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挂断声，像一把冰冷的铡刀，斩断了王海最后一丝与“正常世界”的微弱联系，也斩断了他内心最后一点侥幸的幻想。忙音“嘟嘟”地响着，在他耳边无限放大，最后变成一种持续的、令人耳鸣的尖锐噪音。他维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手机还紧紧贴着耳朵，仿佛那冰冷的塑料机身是连接某个早已崩塌的世界的唯一通道。直到手臂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酸麻刺痛，他才像一具断了线的木偶，手臂无力地垂下，手机再次从指间滑落，掉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屏幕闪烁了一下，彻底暗了下去，这次大概是真的没电了，或者彻底摔坏了。
阁楼重新陷入黑暗，比之前更加浓稠、更加窒息的黑暗。但此刻，这物理上的黑暗，远不及他内心翻腾的恐惧和混乱来得深沉。
父亲的质问，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他的灵魂上，留下焦黑溃烂的伤口。“犯法的事”、“帮凶”、“伤天害理”、“断子绝孙”……这些词汇在他脑海里反复回响，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最后变成了无数个声音的合唱——父亲严厉的指责，母亲痛心的哭泣，亲戚们冷漠的推诿，儿子王浩恐惧的划清界限，甚至还有他自己内心深处，那个一直被刻意压抑、掩埋的、微弱的良知发出的，细若游丝却从未断绝的谴责。
“你到底有没有做犯法的事？”
“你有没有给你那个狗屁领导当帮凶？”
“对得起天地良心吗？对得起我和你妈省吃俭用供你读书吗？对得起老王家列祖列宗吗？”
父亲的声音，混合着母亲无助的哭泣，像魔咒一样盘旋不去。他试图捂住耳朵，但那声音是从他心底最深处发出来的，无处不在。
是的，他做了。他做了犯法的事。他不仅是帮凶，在某些事情上，甚至是积极的执行者、出谋划策者。为了讨好郑怀山，为了那点可怜的、依附于权力残羹剩炙的利益和虚荣，他昧着良心，做了许多他曾经不齿、甚至无法想象的事情。
林国栋苍白浮肿的脸，再一次无比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不是幻象，是记忆。那个雨夜，他按照郑怀山的指示，偷偷替换了关键证据，将一份伪造的、指向林国栋“收受贿赂、玩忽职守”的材料，混入了调查卷宗。他记得自己当时的手有些发抖，心里也掠过一丝不安，但郑怀山拍着他的肩膀，用那种不容置疑的、带着嘉许的语气说：“小王，做得好。这件事办妥了，我不会亏待你。”那一丝不安，很快就被对“前程”的憧憬和得到领导赏识的虚荣所淹没。他告诉自己，这只是“工作需要”，是“服从命令”，林国栋自己肯定也不干净，不然怎么会被人盯上？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后来，林国栋“被坐实”了罪名，身败名裂，家庭破碎。再后来，传来了林国栋“意外”溺亡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和几个“朋友”喝酒，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猛地一沉，酒意醒了一半。但同桌的人，包括郑怀山另一个心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心里有鬼，想不开吧。也好，省得大家麻烦。”他强迫自己举起酒杯，附和着笑了笑，将那一瞬间的心悸和寒意，连同辛辣的酒液一起咽了下去。他继续告诉自己，林国栋的死是意外，与他无关，他只是执行了领导的命令，换了份材料而已。
现在，父亲的质问，像一把锋利的锥子，狠狠凿开了他自我欺骗、自我麻醉的硬壳。他真的“不知道”吗？他真的以为那只是“普通工作”吗？不，他知道。他内心深处一直都知道，那份材料一旦坐实，对林国栋意味着什么。他只是选择了不去深想，选择了相信郑怀山能摆平一切，选择了用“奉命行事”来麻痹自己的良知。林国栋的死，吴建国的“失踪”，孙副组长的“意外”……这些人的不幸，真的与他毫无关系吗？他是递刀的人，是推波助澜的人，是那个庞大而黑暗的机器上，一颗或许不起眼，但确实转动了的齿轮。他手上，真的干干净净吗？
“对得起天地良心吗？”
对不起。他对着漆黑的虚空，无声地回答。一股滚烫的液体涌上眼眶，但他死死咬着牙，没有让眼泪流下来。此刻的眼泪，廉价得让他自己都感到恶心。林国栋跳进冰冷的河水时，有没有流泪？吴建国的家人，在失去顶梁柱时，有没有流泪？孙副组长那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儿，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有没有流泪？他的眼泪，算什么东西？不过是鳄鱼的眼泪，是懦夫事后的、廉价的自怜。
“对得起我和你妈省吃俭用供你读书吗？”
更对不起。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勒紧裤腰带供他读完大学，指望着他跳出农门，光宗耀祖，至少，做个堂堂正正、对社会有用的人。可他呢？他读了书，长了见识，却把聪明和学识用在了哪里？用在了揣摩上意，用在了阿谀奉承，用在了助纣为虐，用在了钻营和同流合污上！他不仅没能让父母脸上有光，反而让他们在垂暮之年，因为他而蒙羞，而担惊受怕，甚至要拿出毕生积蓄，试图填补他捅出的、根本无法填补的窟窿。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不孝子！
“对得起老王家列祖列宗吗？”
无颜面对。他王海，是老王家的耻辱。如果祖上有灵，恐怕会气得从坟里跳出来，用最严厉的家法教训他这个不肖子孙。他玷污了门风，让整个家族因为他而可能被人指指点点。那些亲戚的疏远和冷漠，何尝不是一种无声的、切割般的指责？
内心的自我指责，如同最严厉的鞭挞，抽打着他早已千疮百孔的灵魂。每一句质问，都让他无地自容，让他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或者当场死去，一了百了。这种源于道德和亲情双重审判的痛苦，甚至超过了肉体的病痛和外部威胁带来的恐惧。它从内部瓦解着他，让他清晰地看见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滑向深渊，如何变得面目可憎，如何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也辜负了曾经那个或许还有一丝清白的自己。
然而，与这尖锐的、令人痛不欲生的自我指责相伴而生的，是更庞大、更无边无际的恐惧。
父亲让他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个选择，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他的心头。自首，意味着他要主动走进公安局，向那些穿着制服、代表国家法律的人，坦白自己做过的一切。要说出郑怀山的名字，说出李哲可能的存在（虽然他无法提供确凿证据），说出他参与过的那些肮脏勾当。然后呢？然后，他会戴上手铐，被关进看守所，等待审判。媒体可能会报道，他的名字会和郑怀山并列，出现在新闻报道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唾弃的对象。然后，是漫长的刑期，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中最宝贵的岁月（如果他还能活着出来的话）。铁窗，高墙，失去自由，与世隔绝，受人管制，劳作，欺凌，孤独，绝望……这些画面，仅仅是想象，就让他不寒而栗。
而且，自首真的能“争取宽大处理”吗？父亲相信“邪不压正”，相信“政府”。但王海在体制内浸淫多年，他太清楚了，有些“正”，压“邪”需要时间，甚至需要代价。郑怀山倒了，但他背后的关系网呢？李哲那样的人物，真的会因为他一个小喽啰的自首就倒台吗？会不会他前脚进去，后脚就“被自杀”或者“被意外”？监狱里，想要让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消失，或者“生病而死”，并不是什么难事。李哲完全有能力做到。自首，很可能不是生路，而是另一条，看似“体面”实则更加被动的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