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泽本人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他野心极强，笃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那套总体战理论，坚信只有铁腕才能改造地方。
他思想上教条强硬，几乎不跟地方势力妥协；同时他明白：越强硬，越能向蒋校长证明自己办事得力。
康泽本人就是蒋校长心中的忠犬模板。
本质上，康泽和他的别动队，是一群手持蒋校长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根本不惧怕地方，反而他们咬的越厉害，越能向蒋校长证明他们的价值。
而别动总队隶属南昌行营，康泽为中将总队长，同时兼任参谋团政训处处长。
刘湘、王家烈这些地方军阀管不动别动队，陈诚、罗卓英前线野战指挥官，也无权调遣、处分别动队人员。
而康泽可以越过省主席、军长，直接给蒋校长发电报，密报地方官员、川军将领言行。
康泽的权利在这一时期急剧扩张，反而是贺衷寒受到了提防，而康泽就是蒋校长用来分他的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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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梓山镇便安定了下来。警卫团一个连在镇口设了岗，把别动队的人全都隔在了外面。那些被捕的百姓陆续被松了绑，罗云冬带着几个士兵从矿上调来一批帐篷和粮食，在镇东头的小学校操场搭起临时安置点。
顾长柏的军医给受伤的乡民包扎上药，几个烧了房子的家庭被安排到附近的钨矿工棚暂住。
消息传开，四面八方的矿工和装卸工都往梓山镇赶，有扛着扁担的，有推着独轮车的，一个个挤在镇口，看见顾长柏的兵在发粮施药，有人当场就跪下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拉住罗云冬的袖子，红着眼睛说：“长官，你们要是不来，我们这几条命迟早也交代在别动队手里。”
罗云冬把他扶起来，说：“顾长官来了，就没人敢再乱来。”
顾长柏在那座烧了半条街的小学教室里临时设了个办公点，罗云冬带着几个文书在一边登记百姓的控诉。
状纸是粗糙的黄表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末尾按着鲜红的手指印。有人告别动队烧了他家三间瓦房，有人告他们把自家儿子当“通匪”抓走，还有人告他们强奸妇女、抢走耕牛。
顾长柏没有逐条细看，只让文书，编号存档。他知道这些纸在南昌眼里或许不算什么，但将来某一天，监察院需要证据的时候，自己提交上去，那就不一样了。
消息传到南昌的时候，康泽正在跟几个幕僚开会。副官把顾长柏的电报和梓山镇报上来的急件一并递进来，康泽看完，脸色由白转青，最后把电报狠狠拍在桌上，骂了一句：“他管得也太宽了！清乡剿匪，是委员长钦定的国策，他有什么资格质疑？”
幕僚们面面相觑，其中跟了康泽最久的刘科长小心翼翼地开了口：“总座，消消气。顾长柏这个人，碰不得。别动队归您管不假，可人家手里也不光是监察院的委员，更是掌兵二十万的大将啊，您想一想，委员长为什么让他兼着矿务督办，不就是因为江西现在最来钱的就是钨砂吗？他要是真在委员长面前告上一状，说咱们破坏民力、影响矿产出货，委员长会不会………”
康泽像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攥着拳头松了又紧，紧了又松，最后还是慢慢坐回椅子里。
太无力了，简直是毫无办法，他刚刚也是飘了，被近来的一帆风顺冲昏了头脑。
他这些年仗着蒋校长的宠信，在广州、南昌、武汉都横着走，自问还没怵过谁。但顾长柏不一样，这个人手里的军队和地盘，超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