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清回过头。
“弗拉基米尔点名要你对接。这种事在援华代表团里不多见啊。一般来说，他们更愿意跟副部级以上的人打交道。你一个司长——”
他顿了顿，“你跟这老毛子什么交情？”
刘国清想了想，说了句实话：“我把他的自行车踹烂过。”
毕彦君愣了两秒，然后笑了。那笑容里带着点“原来如此”的意思，也有点“这人有点意思”的意思。
“行，去吧。”
宴会厅里，人已经到齐了。
计划司的关张赵马黄五位处长坐在靠墙的一桌，每人面前摆着三个杯子——一个白酒杯，一个洋酒杯，一个茶水杯。
这是周至柔提前安排好的，按照苏联人的习惯，白酒洋酒换着喝，中间拿茶漱口。
重工业部的人坐在对面那桌，都是搞冶金的老人，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表情放松，像是在自己家客厅。
刘国清走进来的时候，五位处长齐刷刷站起来。关端长嗓门最大，喊了声“刘司长”，把旁边重工业部的人吓了一跳。
这，有点牛逼啊，这刘司长什么来路？
刘国清摆摆手，示意他们坐下。
他扫了一眼宴会厅，苏联专家还没到。
他走到窗户边，点了根烟，脑子里过了遍今天的流程——先吃饭，喝两轮，然后谈项目，最后把自行车还了。简单，不复杂。
门口传来脚步声。
先是一阵叽里咕噜的俄语，然后是一个大嗓门，中气十足，隔着门都能听见。
“刘！刘在哪里？”
门被推开，弗拉基米尔走进来。
五十一岁，秃顶，啤酒肚，圆脸，鼻子大得像颗蒜。他穿着一件灰色西装，扣子绷得紧紧的，好像随时会崩开。左手拎着个公文包，右手——拎着个麻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