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仅仅因为“夺情”触犯了儒家道德的底线，仅仅因为“主和”被扣上了“卖国”的帽子，黄道周就把杨嗣昌钉在了耻辱柱上，骂他是“祸国殃民”的奸臣。
朱由检不懂。
黄道周是忠臣，杨嗣昌也是忠臣。
可为什么忠臣和忠臣之间，不能好好说话，不能互相体谅，非要斗个你死我活？
黄道周坚持绝对的道德标准，他清高、刚烈、宁折不弯，他擅长讲大道理，引经据典滔滔不绝。
可他能上阵杀敌吗？他能筹措粮饷吗？他能想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方略吗？
不能。
他只会骂。
骂杨嗣昌“夺情”不孝，骂杨嗣昌“主和”卖国，骂崇祯“亲小人，远贤臣”，骂朝堂“道德沦丧，礼崩乐坏”。
他骂得都对。
可然后呢？
骂完了，辽东的仗就能打赢了？流寇就能自己散了？国库就能自己满了？
朱由检睁开眼，看着天幕上那个依旧端坐不倒的无头身躯，心中五味杂陈。
他敬佩黄道周。
敬佩他的刚烈，敬佩他的风骨，敬佩他宁死不屈的气节。
可他也怨恨黄道周。
怨恨他的固执，怨恨他的不近人情，怨恨他——为什么不能多理解一下他这个皇帝的难处？
“朕知道你是忠臣……”朱由检喃喃道，“可你告诉朕，朕该怎么办？把杨嗣昌赶回家守孝，然后呢？谁来替朕打仗，谁来替朕筹钱？你来吗？”
他苦笑一声。
黄道周来不了。
他只会说“臣以死报国”。
可死，解决不了问题。
那时的杨嗣昌督师出京，追着张献忠的屁股跑，从湖广追到四川，又从四川追到襄阳。
他身患重病，依旧在颠簸的马背上批阅公文；他寝食难安，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他心力交瘁，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