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贵的儿子开口了：“走了半个月山路，白天躲，晚上走，遇见好几伙土匪，抢了一半去。剩下的这些……是我们全部家当了。”
赵大勇走出屋子，点上支烟。
鹰酱顾问杰克走了过来，他常驻谅山，负责指导防务。
“赵，这些人怎么处理？”杰克用生硬的中文问。
“按条例，查清身份，没问题的送安置点。”
杰克看看屋里：“他们是大地主。按照他们的理论，是剥削者。太可怜了，也只能来到这里才能生活。”
赵大勇吐口烟：“上尉，不管以前是地主还是贫农，只要遵纪守法，就是公民。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杰克笑了笑：“本该就是这样的。”
处理完手续，天快黑了。
赵大勇让炊事班给这二十多口人做了热饭，青菜炖罐头肉，白米饭管饱。
那些人吃得狼吞虎咽，小孩子连碗底都舔干净。
饭后，黄德贵找到赵大勇，小心翼翼问：
“长官，我们到了安置点，真能分到地？”
“能。一人五亩，头三年租子两成。但话先说清楚，地是国家的，你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干得好，三年后可以续租。”
黄德贵连连点头：“够了够了，有地种就行。”
正说着，哨所外又来了人。这次是一家四口，夫妻俩带俩孩子。
男人穿中山装，戴着眼镜，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一问，是对面的中学教师，姓周。
周老师摘下眼镜擦，开始哭诉：“我也是蠢，当初张长官派人到学校，说南华缺老师，待遇从优，还分房。
我想着，我是教书的，到哪不是教？再说桂林是老家，舍不得走。”
他留下继续教书。起初还好，新政府重视教育，学校照常上课。
但慢慢地，教材换了，要教新思想、新政策。
这也没什么，教书育人嘛。
可到了十月份，学校开始思想整顿，所有教师要交代家庭背景、社会关系。
周老师家是小康，父亲做过小生意，有几间铺面。
这一交代，坏了。
成分划成小资，教学资格被审查，课不让上了，调到后勤科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