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在心里过了好几遍才放出来。他知道自己在问什么——他在问“我能不能用知道的事换一条活路”。
这个问题在审讯室里被问过无数次，但每一次被问出来的时候，问的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用这句话来做最后的挣扎，有的人是真的准备交代了。周志国属于后者，但他交代的内容会有选择性。
吴纪检看着他，没有说话，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在实处：“周志国同志，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情况，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主动交代，可以从宽处理。
至于能不能减轻、减轻多少，那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看你交代的事情有没有价值。”
他没有说“能”，也没有说“不能”。他说的是“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这句话没有承诺具体的结果，但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你有东西，现在就是拿出来的时候。
在纪委的谈话室里，这种回应已经是周志国能期待的最好的答案了。
周志国没有马上接话。他知道那家公司。
有一次邓老虎让他帮忙处理一份合同，他去邓老虎的办公室取文件，桌上摊着一份注册材料。
恒通贸易，法人那一栏写着一个他熟悉的名字——刘振国家属的名字。他当时没有问，也没有提，把文件拿了就走了。
但他记住了那个名字，不是因为他当时就觉得有用，是因为那个名字太显眼了。
刘振国的家属为什么会在邓老虎的公司注册材料上出现？他当时没有深想，或者说，他不想深想。
有些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安全，这是他在韩明的体系里学会的第一条生存法则。
“有一家叫恒通贸易的公司，名义上是做矿产品生意的，实际上是邓老虎的物流公司在走账，账目走完之后，钱会转到另外的账户上。”
“谁的账户？怎么操作的？”
“……我不清楚那家公司的具体操作。”他说，“但我知道刘振国跟邓老虎有来往。具体有多深，我不清楚。”
这两句话是矛盾的——他先说“不清楚具体操作”，又说“知道有来往”。这种矛盾不是因为他紧张，是因为他在有选择地交代。
他说出“刘振国”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是权衡过的。刘振国是常务副市长，级别比他高，但不是最高的。
供出刘振国，既能证明自己的配合态度，又不会直接触碰那个不能碰的名字。
而且刘振国跟他之间有过节——那些年刘振国对他的态度，让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现在这把火可以烧出去了。
吴纪检看着周志国的表情，没有再追问，而是换了一个角度。“你刚才说，邓老虎的事你知道一部分。那你跟刘振国之间，有没有过直接的工作往来？”
周志国沉默了一下。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更具体了，直接指向他和刘振国之间有没有联系。他当然有。
那些年他替刘振国处理过很多事，有些是打电话交代的，有些是当面说的。吴纪检问的不是“有没有”，问的是“你承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