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总统，越来越难当了。
六月，周晓梅终于等来了教室扩建的批复——批了，但预算砍了一半。
“只能盖三间，不是六间。”她对同事们说。
“为什么？”
“财政局说没钱。”
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没钱，是钱往别处去了。听说军方要了新装备，听说大企业拿了贷款，听说北方铁路又开工了。教育？教育不急，慢慢来。
扫盲班现在有二百多个学员，挤在三间教室里，每间塞七十多人。夏天到了，屋里热得像蒸笼。但没人抱怨——能来学就不错了。
有个女学员，叫翠花，丈夫在码头干活，她自己带三个孩子，还来上课。周晓梅问她：“这么累，为什么还要学？”
翠花说：“周主任，我不想像我娘那样，一辈子不认字，让人骗了都不知道。上次买布，商家少给我三尺，我不会算账，回家才发现。我娘说，算了，三尺布不值当。可我不甘心。”
周晓梅听了，心里发酸。她想起自己当年，也是不甘心，才从老家跑出来。
“好好学。”她说，“学出来了，我帮你找份好工作。”
“哎！”翠花眼睛亮了。
可周晓梅心里没底。好工作？现在北平城多少人在找工作？工厂是多了，但人也多了。一个岗位，几十个人抢。
傍晚回家，小娟拿回一张成绩单：全班第三。
“妈，老师说我要是保持这个成绩，能保送中学。”小娟兴奋地说。
“好，好。”周晓梅摸着女儿的头，“好好学。”
可中学学费呢？现在中学不是义务教育，一年要二十两银子。她一个月八两，除去开销，能攒下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够学费，但生活费呢？
难啊。到处都是难。
七月，最热的时候，李国华病了一场。
也不是大病，就是感冒发烧，但拖了半个月才好。医生说是劳累过度，建议休息。他休息不了——每天文件堆成山，会议排满日程。
病中，他做了个梦。梦见杨振华还活着，坐在他对面喝茶。他说：“老杨，这摊子太难了。”
杨振华笑笑：“难就对了。要是不难，要你干什么？”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往左，有人说右；往右，有人说左。站在原地，又有人说你不作为。”
“那就听你自己的心。”杨振华说，“记住，你是为国家做事，不是为哪一派做事。元老有元老的顾虑，少壮有少壮的激情，军方有军方的职责，商人有商人的诉求。这些都要听，但不能全听。最后的主意，得你自己拿。”
“要是拿错了呢？”
“那就改。”杨振华站起来，“国华，咱们建立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让谁永远正确，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只要这个方向没错，具体怎么走，可以试，可以改。”
梦醒了，李国华一身汗。
他坐起来，看着窗外蒙蒙亮的天。是啊，可以试，可以改。但这个“试”的代价，谁来承担？是栓柱那样的工人？是周晓梅那样的干事？还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
八月初，李国华做出了几个决定：北方铁路，分段修，军事线和经济线并行；企业贷款，有条件支持，但要增加工人福利；军费，分三年到位，同时压缩不必要的开支。
决定一出，各方都不满意。
元老派说：“妥协！没原则！”
少壮派说：“保守！没魄力！”
军方说：“抠门！不重视国防！”
资本家说：“限制太多！影响发展！”
李国华听着这些议论，只是笑笑。他现在明白了：做总统，不是要让所有人满意，而是要在所有人都不完全满意的情况下，让国家继续往前走。
就像走钢丝，左边是悬崖，右边也是悬崖。能做的，就是看着前方，一步一步，稳稳地走。
至于能走多远？不知道。
只知道，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