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第三次他冲我点了一下头。”
楼明之的眉头动了。镇江的刑侦他不全认识，但便装出现在案发现场、还能站在门口不走的人，通常只有两种。一种是领导，一种是接了一个不归刑侦管的案子的人。前一种不会冲对面馄饨店里的陌生女人点头。
“他还在吗。”
“刚进去。大概五分钟。”
楼明之站起来，穿过街道，走到警戒线最外面那道前面。雨把他外套的袖子洇湿了一块，深蓝色变成了黑色。他没有跨过警戒线，站在线外面等着。
门里走出来一个人。
四十多岁，便装，平头，脸上的皱纹不是岁月刻的，是习惯性的皱眉攒下来的。他的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定，像是不把对方看透就不收回去。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扇骨是竹子的，扇面是素的，什么都没画。
“楼明之。”他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像在念一份文件。
“你是。”
“省厅的。我姓姜。”
“姜处长。”
“副的。”他把折扇换到左手，“你怎么知道我是处长。”
“猜的。镇江刑侦我认识，没你这个人。省厅下来、又不用穿制服的，至少是副处。”
姜副处长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嘴角还没扬到位就收回来了。官场里的人笑，分很多种。有的笑是门，开开来让你进去。有的笑是墙，告诉你到此为止。他的笑是第三种——是窗户。不是让你进的，是让你看的。窗户里面的东西，你得自己猜。
“谭伯年的案子，你怎么看。”
“没看现场，不能说。”
“卷宗看了。”
“卷宗是死的。现场是活的。死人会说话，卷宗不会。”
姜副处长把手里的折扇打开，又合上。打开的时候，扇面上什么都没有。合上的时候，扇骨碰撞的声音很脆，像一根筷子被折断。
“谭伯年右手心里，确实有东西。”他说。
楼明之的眼睛动了一下。
“不是玉，不是钱，不是任何值钱的东西。”姜副处长看着他的眼睛，“是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你的名字。”
雨忽然大了一瞬。像是天上有个人把水盆端歪了。警戒线上的雨水汇成一股，顺着黄色的塑料带往下流，流到地上，跟石板缝里的水混在一起。楼明之看着那道水流，觉得它像一条很小的河。河这边是他，河那边是姜副处长。两个人隔着三道警戒线和一场雨，说的每一句话都被雨声打湿了半截。
“纸条上只有我的名字？”
“还有两个字。”
“什么字。”
“‘还他’。”
“还他？”
“对。谭伯年右手攥着纸条，纸条上写着——楼明之，还他。”
楼明之把手伸进裤兜。那枚铜钱在指腹下，表面被雨水渗进来的湿气沁得发凉。道光通宝。满文。恩师留给他的时候说，这枚钱不值钱，但跟了我三十年。你拿着，不是让你卖，是让你记着。钱这种东西，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就沾上了两个人的命。他当时没听懂。现在也没完全懂。但他知道恩师说的“命”，不是命理，是经历。
“谭伯年跟我恩师是什么关系。”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我不认识他。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姜副处长看着楼明之的眼睛。看了三秒。三秒在平常不算长，但在两个人隔着雨对视的时候，三秒长得像三十秒。雨水从楼明之的额发上滴下来，滑过眉心，顺着鼻梁往下淌。他没有擦。
“跟我进来。”姜副处长转身往门里走。
楼明之跨过了第一道警戒线。黄色的塑料带在他身后弹了一下，晃了几晃。然后是第二道，蓝色的。最后是第三道，白色的。
店铺里面比外面暗得多。窗户从里面用深色的绒布遮住了，只留一盏吸顶灯亮着。灯光是暖黄色的，但照在这种地方，暖色反而让人更冷。像冬天晒太阳，光照在身上，骨头里还是寒的。
博古架上的瓷器摆得整整齐齐。青花、粉彩、单色釉，按朝代分门别类。楼明之不懂瓷器，但他懂人的习惯。一个人摆放东西的方式，就是他整理自己内心世界的方式。谭伯年的瓷器摆得太整齐了。整齐到了偏执的地步——同一朝代的器物，釉色从浅到深排列；同一器型的瓶子，高度从低到高排列。这不是做生意，是做仪式。
柜台后面的地上，用白色胶带标出了死者的位置。人形已经没有了，只剩一圈白线。白线里面，深色木地板上有一片颜色更深的地方。不是血。血已经被清理走了。是血渗进木头纹理之后，永远洗不掉的那部分。
姜副处长蹲下去，用手指点了点白线圈出来的右手位置。
“纸条在这里找到的。握在手心里。法医花了很大力气才掰开。人死了之后，肌肉会僵硬。但谭伯年的手指不是死后僵硬的那种紧，是死之前自己用力攥紧的。法医说，他攥着这张纸条，至少攥了十分钟才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