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队，”她说，“你听说过周明远吗？”
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像是楼明之走到了一处更安静的地方。
“青霜门护法长老，周鼎山的族叔，案发前三年请辞。”他的语速很快，像在调取脑海中的档案库，“后续没有记录，江湖传言他去了苏北，也有说在江西见过他，都未经证实。”
“如果他还活着。”
“今年应该八十七岁。”
谢依兰将民国卷宗上那三个字又看了一遍。
“有人在档案里留了一条线索，”她说，“‘问老周’。可能是周明远，也可能是别的姓周的老人。我需要去苏北。”
楼明之没有立刻回答。
电话那头传来殡仪馆特有的那种寂静——冷气机的低频嗡鸣，家属压抑的啜泣，不锈钢推车碾压地砖的细碎声响。
“你知道苏北多大吗？”他问。
“我会缩小范围。”谢依兰说。
“就凭三个铅笔字？”
“就凭三个铅笔字。”
楼明之沉默。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谢依兰没有等，她开始盘算天亮后要去档案馆开哪些证明、查哪些地志、找哪些可能还认识周明远的老人。
“我陪你去。”楼明之说。
谢依兰的手指停在键盘上。
“你不是在办周景云的案子？”
“专案组明天成立，我连编外都不是。”楼明之的声音听不出情绪，“家属认完遗体，我的临时协助身份就结束了。”
他顿了顿。
“八点半，你住的那栋楼下面见。”
电话挂断。
谢依兰看着屏幕上那三个字，将笔记本合上。
窗外，天终于亮了。
八点二十七分，谢依兰下楼。
楼明之已经等在单元门口。他换了一件深灰色夹克，剃了连夜长出的胡茬，但眼底的血丝出卖了他。副驾驶座上搁着两杯豆浆、一袋包子，杯盖上还凝着水珠。
谢依兰上车。
“苏北哪个方向？”楼明之发动引擎。
“盐城。”谢依兰说，“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在请辞之后很可能去了岳家。”
楼明之没有问“你怎么知道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也没有说“这个推理太单薄”。他只是将导航目的地设为盐城市中心，然后把豆浆递给她。
“喝完再干活。”他说。
谢依兰接过豆浆，没喝，握在手心。
“你为什么帮我？”她问。
楼明之看着前方早高峰的车流。
“我师父也有一枚青霜门的令牌。”他说，“他死前三天，把那枚令牌锁进证物柜，钥匙寄给我。没人知道他查到了什么。”
他顿了顿。
“你找到周明远，也许能知道答案。”
车流缓缓移动。
谢依兰终于喝了一口豆浆。已经凉了，但那股豆香还在。
从镇江到盐城，车程三小时四十分钟。
楼明之开得不快，保持在限速边缘，既不超车也不让车。谢依兰发现他每隔五到八分钟会扫一眼后视镜，不是看路况，是看后面跟着的车。
“有人跟？”她问。
“不确定。”楼明之收回视线，“出城那辆黑色帕萨特跟了三公里，到服务区停了。”
“现在呢？”
“换了辆白色面包车，跟了十一公里，刚才拐弯不见了。”
谢依兰没有回头。
她想起昨晚在档案馆门口遇见的那个人——五十岁上下，穿灰色夹克，站在报刊亭前翻一本过期杂志。她进档案馆时他在，她出来时他已经走了。
当时以为是寻常路人。
现在看，没有什么是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