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径要统一，但不能让人看出来是我们在指挥，每个地方的侧重点可以不同，英地可以强调传统与秩序，欧陆可以强调理性与专业，南洋可以强调经验与务实。”
“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农民没文化，农会没水平，不能把权力交给他们。”
秘书点头：“明白。”
“还有，”徐宗衍补充道：“不要直接攻击里长，里长的威望，我们动不了，我们要攻击的是农会本身，是那些泥腿子！要让老百姓觉得，农会是里长被蒙蔽了才搞出来的东西，不是里长自己的本意。”
“这……能行吗？”
徐宗衍笑了笑：“舆论这种东西，说多了，就成真的了。”
广府州，闽南县。
陈阿福蹲在自己的葡萄园里，看着满架的青葡萄，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半个月前，农会成立的时候，他觉得天要亮了，可现在，天好像又黑了。
先是种子，往年这个时候，县城里的粮行都会派人来村里，问农民要买什么种子。
可今年，粮行的人不来了，陈阿福托人去问，粮行的人说：“今年货源紧张，先紧着老客户。”
然后是机器，往年收葡萄的时候，陈阿福都是租机械协会的脱粒机。
今年他去租，人家说：“机器坏了，修不好。”
他去看，机器好好的，就停在那里，可人家就是不租给他。
陈阿福去找农会。
农会的干部也是一脸愁容，不只是闽南县，隔壁的洛宁县、圣华金县，都出了同样的问题。
种子买不到，机器租不到，连县城里的粮行都开始压价收粮，说“今年行情不好”。
农会的人说：“这是有人在搞鬼。”
就在农民们为种子和机器发愁的时候，报纸上的炮火也打响了。
红袍英地的《伦地红袍时报》发表社论：《农会运动的隐忧》。
文章写得很有水平。
先说“农民是红袍天下的基石”，这是政治正确，必须表态。
然后说“农民组织化是大势所趋”，这是顺着潮流走。
可话锋一转，说“组织化需要专业化，专业化需要知识化”。
“一个没有农学知识的农民，如何制定种植计划？
一个没有经济学常识的农会，如何与商人谈判？
一个没有法律素养的代表，如何在议会中维护农民权益？”
文章最后“善意”地建议：“农会应该先从夜校做起，等农民具备了基本的知识素养，再逐步赋予更多权利。”
红袍欧陆的《巴黎红袍报》更直接，标题就叫《知识即权力》。
文章说：“红袍天下的根基是理性，是科学，是知识。
把权力交给没有知识的人，是对理性的背叛，是对科学的亵渎，是对红袍精神的歪曲。”
红袍南洋的《新加坡红袍公报》则走了一条更阴险的路。
他们不直接批评农会，而是刊登了一系列“读者来信”。
这些“读者来信”的作者，自称是“农民的子弟”、“农村的教师”、“乡镇的干部”。他们讲述自己“亲眼所见”的农会乱象：农会干部贪污、农民之间内斗、生产秩序混乱、庄稼无人收割。
每一封信都写得情真意切，每一个故事都活灵活现。
可没有一封信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