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干，把项目管好，把进度抓上去，把小麻烦都给我处理干净。
将来，总局副局长的位置，各重点地区的总指挥，
还不是需要信得过、有能力的同志去担当？”
两人对视一眼，眼中都闪过热切的光芒。
“请局长放心！”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一切以工作为重，以大局为重！”
“很好。”
布雷默脸上露出笑容，挥了挥手，
“去忙吧。记住，我们是做实事的，不是搞政治的。只要成绩摆在那里，谁也动不了我们。”
两人恭敬地退出办公室。
门关上后，布雷默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他重新拿起那份监察部的公函看了看，
“想查我？没那么容易。”
奥托·布雷默并非天生的革命者，甚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无多少真正的认同。
他本质上是一个旧帝国培养出的、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信奉效率、数据和自上而下的权威管理。
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时，他敏锐地察觉到旧秩序已无力回天，而新政权急需他这样懂行的人来维持经济尤其是命脉行业的运转。
于是，他选择了与新政府“合作”，并凭借其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在旧体系内积累的人脉关系，迅速在新体制内找到了位置，并且越爬越高。
最初，布雷默也曾小心翼翼，试图在新规则下做事。
但很快，布雷默发现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战时和战后初期的混乱留下了无数管理空白和模糊地带；庞大的重建计划如同一个资金和物资的黑洞；而新政权内部，像他这样留用的旧人员为数不少，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旧日联系和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布雷默的腐化并非一蹴而就，起初，布雷默只是利用审批权，为老熟人、老关系介绍一些无关紧要的工程或供应合同，收些不算过分的“谢礼”。
随着权力增大，他开始系统性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牟利：
布雷默擅长在项目规划和物资申请中，利用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数据，夸大需求或创造一些“必要的冗余”和“应急储备”。
这些多出来的物资的审批权在他手中。
布雷默垄断关于各地真实物资库存、运输能力和工程进度的信息，使自己成为上下沟通不可或缺的“枢纽”。
下面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很多时候取决于他“告诉”上面什么。
布雷默通过妻弟、侄子等白手套，成立或控制了几家看似独立的私营公司。
这些公司利用他的内部信息和人脉，总能以“最优”价格拿到分包合同，或者“处理”那些“计划外”或“淘汰”的物资。
优质钢材变成了次级品入库，差价流入私囊；紧缺的水泥“恰好”有民间渠道可以“应急”供应，价格自然不菲。
在总局内部，布雷默提拔重用那些听话、懂事、或者有把柄在他手中的下属，形成了一批忠于他个人的“布雷默系”干部。
布雷默用项目资源、晋升机会和实际利益笼络他们，在系统内编织了一张保护网。
对于不听话或可能构成威胁的，则利用职权排挤、调离或打压。他还积极拉拢一些地方上握有实权、同样来自旧体制或思想“灵活”的干部，形成跨部门的利益同盟。
布雷默极其善于用“专业需要”、“工作实效”、“克服困难”、“保障大局”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违规操作披上合法甚至必要的外衣。
他常常在会议上抨击“不懂业务的瞎指挥”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敢于担当、务实能干的改革者形象，甚至赢得了一些欣赏。
在布雷默的经营下，国家重建与物资调配总局的某些领域，尤其是他直接掌控的项目和物资渠道，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国家的资源在这里被巧妙地“分流”，滋养着一个以他为核心，以旧关系网为骨架，以新体制漏洞为土壤的利益集团。
布雷默坚信，只要他能持续“做出成绩”，只要他的网络足够牢固，只要他小心地不触及政治红线，就没有人能动摇他的位置。他甚至有些自负地认为，新政权离不开他这样的“能吏”。
然而，监察部的公函却扎进了布雷默精心构筑的舒适区。让他感到了一丝不安。
“想查，就来查吧。”
布雷默冷笑着看着窗外柏林正在兴建中的楼宇，
“看看最后，是谁碰一鼻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