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位于柏林近郊的格利恩艾克村，这个以往宁静的村庄，成了共和国农业新政的第一个试验田。
村中心的布告栏上，贴出了由农业人民委员会和柏林地区行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在格利恩艾克村试办土地国有、集体经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告示》，旁边还附有详细的《示范章程（草案）》。
白纸黑字，激起了村民们心中的层层涟漪。
村民们，主要是男人和家中的长者，围在布告栏前，议论纷纷。
“土地……归国家所有？”
老农汉斯，在村里颇有威望、曾在分地时激动得老泪纵横的老人，此刻眉头紧锁，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人民土地所有权状”，那粗糙的纸张曾是他的命根子。
“这……这意思是，地又不是咱们的了？”
“汉斯大叔，不是这么说的！”
农业委员会派驻的工作队队长克劳斯，耐心地解释着，他指着章程条款，
“您看这里写着，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但经营权、使用权是咱们合作社的，是长期的、受法律保护的！
这就像……就像国家把这片肥沃的土地，永久地租给咱们大家一起种，而且不收地租！为的就是防止以后有人发财了，再来买您的地，让您和您的子孙再变成雇农！”
这个比喻让一些贫农和原本少地的农民眼神亮了起来。
他们是最怕失去土地的群体。
“这话在理！”
一个叫彼得的年轻贫农喊道，
“我家就那点地，遇到荒年就得找人借粮，年年欠债。
要是大家合在一起，力气往一处使，兴许真能不一样？”
但拥有较多、较好土地的中农则显得犹豫不决。
富裕中农海因里希抱着胳膊，冷冷地说：
“说得挺好听。可我家的地肥，我伺候得精心，产量高。加入合作社，跟那些地薄、干活可能还偷懒的人一起分粮食？
按‘劳’分配？谁知道这‘劳’怎么算？别到时候，我出了大力，却分得跟不出力的人差不多，那我岂不是亏大了？”
“海因里希同志，”
克劳斯转向他，语气诚恳的说道，
“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关键！章程草案里规定了，我们会建立‘劳动工分’制度。
干重活、技术活、出勤多的，工分就高；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的，工分就低。
到时候分配粮食和钱，就看工分多少，绝对公平！
而且，您的好农具、壮牲口，可以折价入社，社里分期把钱还给您，或者算作股份，年底有点分红，绝不会让您吃亏。”
为了打消疑虑，工作队在村里召开了多次社员大会，把章程草案一条条念给大家听，反复解释，回答各种问题。
会场上吵吵嚷嚷，充满了质疑、担忧，也夹杂着些许好奇和期待。
“那……要是加入了，觉得不好，能退吗？”
一个妇女怯生生地问。
“能！”
克劳斯肯定地回答，
“有退出机制。但退社时，您当初带来的土地由集体收回重新分配，您折价入社的农具款如果还没还清，会按比例结算给您。
我们鼓励大家留下，但尊重个人选择。”
经过几天的激烈讨论和算细账，最终，格利恩艾克村有二十八户农民，主要是无地、少地的贫农和几户敢于尝试的中农，在自愿的前提下，在《入社申请书》上按下了手印或签了名。
他们整合了连片的约两百亩土地，成立了“格利恩艾克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
成立当天，社员们选举产生了社务管理委员会，老汉斯因为为人公道，被推选为主任，年轻肯干的彼得当了副主任。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工作队的指导，将所有入社的土地边界木桩统一拔除，象征着土地连片经营的开端。
海因里希和其他一些观望的村民，站在自家地头，看着合作社的人热热闹闹地规划着土地，心里五味杂陈。
“哼，看他们能搞出什么名堂。”
海因里希对身边的人说，
“等他们秋收打了粮食，分了钱，要是真比咱单干强，到时候再加入也不迟！”
合作社成立的热闹还没完全过去，格利恩艾克村农业委员会（由村里原有的村干部和合作社新选出的社管委成员共同组成）的成员们，以及柏林派来的工作队，就挤在村公所的办公室里，召开了第一次关于春耕生产的务实会议。
墙上挂起了一张手绘的、还带着新墨味的格利恩艾克村土地规划图，合作社那连成一片的两百亩地用红笔醒目地圈了出来。
克劳斯用铅笔指着地图，充满干劲的说到：
“同志们，手印按下了，章程立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这头一炮——春耕，必须打响！这关系到合作社能不能站稳脚跟，更关系到村里那些还在观望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