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受田，便有了向朝廷纳租、服庸、交调的义务。」
「此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家则有调」。
「」
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
这是土地产出之税。
调，随乡土所产，纳绢（或绫、施）二丈，绵三两。
若输布，则二丈五尺，麻三斤。
这是家庭手工业之税。
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闰年加二日。
若不服役，则每日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输庸代役」。
李逸尘继续说道。
「此制设计之初，有其高明与不得已之处。」
「高明在于，它将国家税收与土地、人丁直接挂钩，简单明了，易于在战后混乱的局面中推行和计算。」
「只要掌握大致丁口和田亩数，便能预估财政收入。
「且租、庸、调三者结合，涵盖了粮食、布帛、力役，基本满足了朝廷对实物和劳力的需求。」
输庸代役」之设，也给了百姓一定灵活性，朝廷则能获得更多绢帛，用于赏赐、
贸易或支付官俸。」
「不得已在于，」他话锋一转，语气凝重起来。
「它必须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而这些前提，随著时间推移，正在动摇，甚至已然破裂。」
李承干精神一振，知道关键来了。
「先生请细说，是何前提？」
李逸尘伸出一根手指。
「其一，前提是均田」相对得以维持，即国家能掌握大量可分配的公田，并能大致按照制度规定，将田亩授予新增丁口。」
「唯有如此，人丁与土地的绑定才有效，以丁为单位的征税才有依据。
他看向李承干。
「殿下，自武德、贞观以来，天下承平已近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