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抱我上救护车的姿势。”苏砚侧过头看他，眼神因为低烧而有些迷离，但语气依然是苏砚式的、不容置疑的直接，“据说很丑。”
陆时衍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没有反驳。
“当时没顾上姿势。”
“那顾上什么了？”
陆时衍沉默了三秒。
他不太擅长说“我当时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就是你千万别死”这种话。律师的职业病让他习惯性地把所有情绪都过滤一遍，包装成逻辑严密、无懈可击的表达。
但面对苏砚的目光，那些包装忽然都不好使了。
“顾上你了。”
他说。
三个字，没有修饰，没有递进，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式的排比句。
苏砚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笑容很淡，嘴角牵动的幅度很小，因为动作大一点就会扯到肩膀的伤口。但她的眼睛跟着弯了起来，那里面有某种比笑意更深的、更真实的东西在流动。
“你这个人。”她说，“在法庭上能把对方说到哑口无言，到我这儿就只剩三个字了？”
“重要的事不需要太多字。”
“这也是你的职业习惯？”
“这是真话。”
苏砚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长一会儿。
窗外有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红蓝交替的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她的脸上转了一圈又消失。
“陆时衍。”
“嗯。”
“你有事瞒着我。”
这不是疑问句。
陆时衍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收紧了一下。
苏砚接着说，语气平铺直叙，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被她反复推敲过很多遍的结论：“从法庭出来之后你就没正眼看过我。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你每次心虚的时候都是这副表情——表面上稳得很，其实眼珠子往右偏，你刚才进门到现在偏了至少四次。”
陆时衍：“……”
他忘了这女人是搞AI的，观察力是她的职业本能。
“说吧。”苏砚把没受伤的那边肩膀往枕头上靠了靠，摆出一个“我准备好了”的姿态，“什么事？”
陆时衍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从椅子上坐直了身体。
“你父亲的案子。”
五个字。
苏砚的手指猛地收紧了，指尖陷进被子里，指节泛白。
这个反应在他意料之中。在过去很多年里，“父亲的案子”这四个字对苏砚来说是一道禁忌的伤口，谁碰她就跟谁翻脸，连她最亲近的合伙人都从不敢在她面前提。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她先开的这个头。
“导师不是后来才介入的，”陆时衍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他从一开始就在。十二年前，你父亲的公司——”他停了一下，给了苏砚一个缓冲的时间，“——那场破产案的对方代理律师，就是他。”
病房里的空气像是忽然被抽走了。
苏砚没有说话，也没有动，甚至连呼吸都轻得几乎听不见。她只是直直地看着陆时衍，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崩溃，甚至没有意外。
只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像是等了太多年终于等到了确认的东西。
加湿器的嗡鸣声又响了好一会儿。
“所以，”苏砚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还要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的？”
“三个月前。线人给我的那份文件上有一个签名，是我导师的笔迹，但日期标注在十年前。那时候我以为只是巧合。”
“后来呢？”
“后来你跟我说，你爸破产那年你正好十岁，你家搬家的时候丢了一整箱文件。我回去查了那个时间段他代理的案子，对上了。”
苏砚垂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