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第二天，法院门口停了七辆采访车。
苏砚从出租车里出来的时候，闪光灯差点把她的眼睛晃瞎。记者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话筒怼到她脸前，七嘴八舌地问：
“苏总，昨天陆律师提交的证据是真的吗？”
“您和周远山先生是什么关系？”
“有人说您父亲当年的案子要重审，是真的吗？”
苏砚没说话。
她把黑框平光镜往上推了推，低着头往前走。保安分开人群，给她开出一条窄窄的路。她的高跟鞋踩在法院的石板地上，咔咔咔咔，节奏很稳，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拿锤子敲钉子。
进了安检门，声音被隔在外面了。
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苏砚在走廊拐角停下来，靠着墙，闭了一下眼睛。
昨晚没睡好。
不是紧张，是想太多了。
她想父亲，想二十七年前的那个下午，想那个被清算的公司，想那栋被法拍的老房子，想母亲哭到晕厥的样子。
也想陆时衍。
想他握住她手的那一刻，想他手心那点微凉的温度，想他说的那句“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
她睁开眼，掏出手机。
有一条消息，凌晨两点发的，发信人是陆时衍：
“睡不着？”
她当时没回，因为她确实睡着了，虽然只睡了三个小时，但那三个小时里她没做梦，睡得像个死人。
她现在回了一条：“醒了。”
对面秒回：“我也醒了。一宿没睡。”
苏砚盯着这五个字看了三秒，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删掉又打，最后只发了两个字：“加油。”
发完她就后悔了。
加油？
太敷衍了。
像同事之间说的客套话。
但她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说“我想你了”？太早了。说“别紧张”？她自己都紧张。说“我相信你”？这话太沉了，沉得像一块石头，扔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她把手机揣回兜里，深吸一口气，走进法庭。
今天的阵势不一样。
旁听席坐满了，连过道上都加了塑料凳子。后排站着至少二十个记者，有扛摄像机的，有举录音笔的，还有两个戴着头盔的——那是直播的，头盔上架着摄像头，像顶着一门小钢炮。
周远山已经坐在旁听席上了。
今天他没穿羊绒大衣，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是来参加婚礼的。但他的脸色不对，灰白灰白的，像一张放久了的纸。
他旁边坐着一个女人，五十多岁，烫着卷发，穿着貂皮大衣，脸上的妆浓得像是刷了一层漆。那是周远山的妻子，苏砚在网上见过她的照片。
那女人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苏砚多看了她一眼，然后移开目光。
法官入场。
全体起立。
苏砚坐下的时候，看见陆时衍从原告席上站起来，走到多媒体设备前。他今天没穿黑色，换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是藏蓝色的，上面有很细的银色条纹，灯光一照，像一道道闪电。
他的黑眼圈很重，像是被人拿炭笔在眼睛下面画了两道。
但他站得很直。
背脊像一根拉紧的弦。
“法官阁下。”陆时衍开口了，声音有一点点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昨天提交的证据，原告方已经完成质证。今天，我方有新的证人需要出庭作证。”
法官翻了一下手里的文件：“证人是谁？”
“薛紫英。”
这三个字一出来，法庭里像是有人按了暂停键。
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
记者的手停在键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