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两人下楼的时候，小卖部的老板娘突然叫住他们：“喂，你们是来找人的？”
陆时衍停下脚步：“不是，就是来看看。”
老板娘打量了他们几眼，目光在苏砚脸上停留了一瞬：“姑娘，你长得有点像当年那个老板。”
苏砚心头一震：“您认识他？”
“认识，我在这儿开店二十年了。”老板娘放下手里的菜，“那个老板人好啊，见谁都笑，有时候下班还来我这儿买包烟，跟我聊几句。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
她没说下去，叹了口气。
苏砚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阿姨，您还记得他什么样吗？”
老板娘看着她，眼神里有些怜悯：“记得，怎么不记得。中等个儿，有点胖，戴个眼镜。他闺女那时候才七八岁，放学了经常来店里买冰棍，他就在楼上等着，闺女买完就跑上去找他。”
苏砚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那个买冰棍的小女孩，就是她自己。
“姑娘，”老板娘试探着问，“你是他什么人？”
苏砚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我是他女儿。”
老板娘愣住，然后眼眶也红了：“哎呀，都长这么大了。你爸要是还在，看见你现在的样子，得多高兴。”
苏砚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站在那里，听着老板娘絮絮叨叨说着父亲当年的小事——他爱抽什么牌子的烟，他喜欢跟谁下棋，他偶尔会带她去街角吃馄饨。
每一件小事，都像一根针，扎在她心上。
临走的时候，老板娘塞给她一个袋子：“这个给你，你爸当年落在这儿的。”
苏砚打开袋子，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纸张泛黄，但上面的字迹还能看清——是她父亲的笔迹。
她翻了几页，手开始颤抖。
那是父亲的公司笔记，记录着每天的工作安排、技术思路、人员变动。最后一页，日期是他跳楼前三天，写着这样一段话：
“今天周律师来公司，说可以帮我联系投资方。他建议我暂时不要对外透露公司困境，免得影响谈判。我信他。”
苏砚合上笔记本，攥得指节发白。
周明远。
又是周明远。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没说话。陆时衍也没问，只是安静地开车。车子驶过CBD，驶过灯火通明的街道，最后停在她公司楼下。
“苏砚。”陆时衍开口。
她转头看他。
“想哭就哭。”他说，“这里没别人。”
苏砚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笑了，笑得眼眶泛红：“陆时衍，你知道我多久没哭过了吗？”
“多久？”
“十五年。”她说，“从我爸死那天起，我就没哭过。我妈说，你得坚强，哭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记住了，再难也不哭。”
陆时衍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
“那你今天，”他说，“可以破例。”
苏砚和他对视，很久很久。最后她移开视线，看向窗外。霓虹灯在夜色里闪烁，把整个城市装扮得华丽而冷漠。
“我不会哭。”她说，“我要等庭审结束，等周明远进去，等我爸的案子翻过来。那时候，我再哭。”
陆时衍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我陪你等。”
苏砚转过头，看着他。车厢里很暗，只有路灯的光从窗外透进来，在他的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
“陆时衍，”她轻声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陆时衍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她，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犹豫。最后他说：“因为你值得。”
这个答案太简单，简单到不像是他这种擅长言辞的人会说出来的话。但苏砚听着，却觉得比任何华丽的表白都真实。
“我上去了。”她推开车门。
“苏砚。”
她回头。
“庭审那天，”陆时衍说，“不管发生什么，记住——我在这儿。”
苏砚点点头，关上车门。她站在路边，看着他的车驶入夜色，直到尾灯消失在街角，才转身走进大楼。
电梯上升的时候，她打开那个旧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看着父亲的字迹。那些字有些歪斜，像是写字的时候手在抖，但依然工整可辨。
“我信他。”
三个字，写尽了父亲的信任，也写尽了他的绝望。
苏砚合上笔记本，深吸一口气。
周明远，你欠我父亲的，该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