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昨夜那首《精忠报国》吼得太用力，嗓子现在还有些哑。但听着外面的动静，嘴角却不由自主地翘了起来。
王明远收拾好后快步走到院中，好家伙，院子里黑压压地站了一片人。
男女老少都有，穿着浆洗得干干净净、甚至打了补丁但格外整洁的衣裳，脸上带着腼腆又真诚的笑容，手里都提着、抱着、挎着东西。
“王大人！王大人过年好哇！”
“给王大人拜年啦！”
声音七嘴八舌地传进来。
“乡亲们，过年好，过年好！”王明远连忙拱手回礼，心里暖烘烘的。
排在最前面的是个妇人，三十岁上下，脸色被海风和日头吹晒得黝黑，但眼睛很亮。
这妇人王明远认得，姓周，是当初第一批支持“官督商办”的蔗农之一。她男人在去年那场抗倭入侵里没了，留下三个半大孩子。
“王大人，”周氏把手里一个洗得发白的粗布袋子往前递了递，声音有些局促，但很清晰。
“没啥好东西……这是今年地里收的红薯，我挑了最好的，煮熟了切成片，晒得干干透透的。您……您平日里累了，闲了就当零嘴嚼两口，顶饿，也解闷儿。”
说着，就把那沉甸甸的口袋往王明远手里塞。
王明远连忙推拒：“周嫂子，这可使不得！你们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紧巴，留着自己和孩子吃。衙门里有吃的，不缺这个。”
“大人您就收下吧！”周氏眼圈有点红，手却没松。
“要不是您，我们娘几个都熬不过来。这点东西不值钱，就是我一点心意。您收下，我心里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