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讨论环节，真正的考验来临。那位美国智库学者率先发难，语气咄咄逼人：
“谢先生，你谈了很多原则，但无法回避一个核心问题：
你们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和安全评估，事实上构成了贸易壁垒！这难道不是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吗？”
这是一个尖锐且看似占据道德高地的提问。
孟寻微微一笑，从容应对：
“史密斯先生，您提到了WTO。
请问，WTO规则中，是否有‘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难道没有权利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其根本安全利益吗？
数据安全，在当今时代，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贸易保护主义有本质区别。”
他顿了顿，反将一军：
“更何况，贵国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众多外国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在内，采取的限制措施还少吗？
为何轮到我们依法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时，就成了‘贸易壁垒’？这是否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史密斯一时语塞，脸色变得难看。
另一位欧洲学者试图从技术层面质疑：
“谢先生，你们的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过于复杂，而且强调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
这是否意味着排斥国际通用的技术标准和产品？这会碎片化全球技术生态。”
孟寻回答：
“琼斯女士，标准复杂与否，取决于管理对象的复杂性。
简单的标准无法应对复杂的数据世界，那才是真正的风险。
至于技术，我们从未排斥国际合作。我们强调的是‘安全可控’，这意味着技术应该是透明、可验证、风险可管理的。
我们欢迎所有符合这一原则的技术和产品。
相反，如果某些技术存在无法评估的后门和风险，将其排除在关键基础设施之外，难道不是对所有用户负责的表现吗？
这并非碎片化，而是对全球技术生态的健康化和多元化做出的努力。”
他的回答，既坚持了原则，又展现了开放态度，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随后，孟寻甚至主动引导讨论，就“如何界定重要数据”、“如何在实践中平衡安全与流动”、“多边治理机制的具体设计”等深层次问题，与各国代表进行了深入、专业的交流。
他对政策细节的熟悉、对国际规则的引用、对技术趋势的把握，令在场许多专家刮目相看。
原本预设的“围攻”场面没有出现，反而变成了一场高质量、建设性的辩论。
孟寻以其深厚的学识、清晰的逻辑、沉稳的气度和流利的语言，彻底扭转了会场的气氛。
他不仅成功捍卫了中国的立场，更展现了中国新一代官员的专业素养和开放自信的形象。
当孟寻和代表团载誉归国时，国内外的舆论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